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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12月中旬在北京登場。雙方都派出了強大陣容，可謂史無前例。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載文章分析稱，此次會議背後，實際上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那就是中美關係已經變得更加密切，“建設性合作關係”已經不可逆轉。這次戰略經濟對話，就是推進這種關係的重要步驟，而美國在開啓戰略經濟對話過程中顯示出了少有的積極主動精神。美國的表現揭示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
經濟利益：冷戰後美國發展對華關係的重要動力
文章說，冷戰後，美國將維護“一超獨霸”地位確立爲全球戰略的最高目標。爲了實現這個大目標，美國要從安全、經濟、政治三個領域同時入手，即維護美國及盟友的安全、擴展美國的經濟、在世界推進民主。這三者就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美國的全球戰略可以概括成“一箇中心，三個基本點”。這個框架也是不變的。變化的只是三大支柱的排序和在具體問題上的側重點。但不管側重點是什麼，擴展經濟都是一大支柱，美國深知，要想維護“一超獨霸”地位，雄厚的經濟實力仍然是基礎。冷戰後美國出臺的所有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設專章來講經濟問題，強調要同其他重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發展關係。
文章分析說，擴展經濟是冷戰後美國發展對華關係的最重要動因之一。20世紀90年代，美國列出了十大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居首位。儘管1990年代中美關係一波三折，但經貿關係卻飛速發展。在國會討論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允許中國加入WTO問題時，美國兩大黨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布什上臺後，一度稱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態度比較強硬，特別是2001年的撞機事件，使雙邊關係再次跌進低谷。但是即使在這時，美國仍然稱中國是“經濟上的夥伴”，表示需要同中國發展關係。在中美關係處於困難時期，經濟成了維繫雙邊關係的主要紐帶。當然，“9·11”後，中美關係又增加了反恐合作這根紐帶。
深度捆綁：中美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利害攸關方”
文章指出，進入21世紀後，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高，美國戰略界又掀起了一場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議題就是美國如何應對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保守派提出，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文明上與美國差異甚大的中國，如果崛起，無論是否以和平方式，都會對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安全利益構成挑戰，美國應及早動手，遏制中國，阻止中國的崛起。而務實派則認爲，中國崛起是源於自身的動力，美國阻擋不了，如果美國硬要給中國搗亂，只能是兩敗俱傷，這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應當同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合作，這樣可以使美國利用中國崛起的機遇，進一步發展，變得更加強大。
同時，自由派也主張同中國合作，認爲美國可以利用與中國合作的機會來影響中國，塑造中國，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的夥伴或朋友，這樣，崛起的中國就不但不會成爲美國的威脅，而且還會成爲美國可借重的力量。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份提出使中國成爲“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等於是一錘定音，肯定了務實派和自由派的主張。2006年美國出臺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使用了“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這個表述。旨在指導整個21世紀美國全球戰略的《普林斯頓項目報告》也用了這個詞。
文章分析稱，美國之所以將中國看成是“利害攸關方”，除了在反恐防擴、地區安全等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外，就是在經濟上也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兩國經濟利益已經深度捆綁，誰也離不開誰，“利害攸關”，欲損俱損，欲容俱容。美國四位著名戰略專家在《中國：一個兩面性的國家》一書中指出：“美國從與中國的日益增長的經濟互動中每年實質上獲益700億美元，平均每戶625美元。”
文章說，美國是靠商業立國的國家，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不會眼看着巨大的經濟利益被競爭對手拿去。美國也是精通戰略的國家，它明白眼下它的安全威脅並不是來自於崛起的中國，雖然美國將中國看成是最主要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但畢竟應對現實的威脅更緊迫，畢竟美國“正處在長期化的反恐戰爭”中；而且美國也認識到，中國正在變，正在“轉型”中，是一個處在“戰略十字路口”上的大國。美國的對華戰略不應將“潛在的對手”過早地變成現實的敵人，而是應當借重它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同時在合作中塑造它，促使它轉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經濟合作肩負着雙重任務：一方面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影響中國。對華經濟合作蘊涵着多重戰略考量，難怪會出現“戰略經濟對話”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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