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9日，據衛生部部長高強稱，當前老百姓反映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醫療資源結構失衡、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醫療保險發展緩慢、藥品流通秩序混亂、公立醫院逐利明顯、醫療市場監管不力等六大原因長期積累造成的，而要解決現在的醫患矛盾也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
“沒啥別沒錢，有啥別有病”，這是老百姓害怕生病的真實寫照。
當前，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有一個不小的羣體：他們有病不能及時看，該住院不能及時住院，病未痊癒便要求離開醫院，生怕承擔不了高昂的醫療費用。
國家大計，民生爲重。醫療問題是一根敏感的“社會神經”，牽動千家萬戶。這個問題解決得好不好，直接關係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關係到社會的和諧穩定，關係到13億人的切身利益。
“看病難”，難在哪裏？“看病貴”，貴在何處？醫療衛生改革路在何方？面對這一個個問號，人們在思考、在追問、在求解……
①“看病難”，難在哪裏？
衛生資源總體不足
2005年，全國有23億人次到醫療機構看病，7000萬人因病住院。但是，優質衛生資源嚴重不足，是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我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22%，而衛生總費用僅佔世界總費用的2%左右。當人們稱讚我國衛生事業是“低投入、高產出、低成本、高效益”時，一些專家尖銳地指出，這是以加重優秀醫務人員的負擔、犧牲廣大羣衆的利益爲代價的，可以強撐一時，難以持續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羣衆就反映“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由於供需矛盾長期沒有緩解，醫療衛生至今仍是一條“短腿”。當前，醫療衛生服務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醫療資源供給不足與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之間的矛盾，以及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的多樣性與供給的單一性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低收入人羣不滿意，高收入人羣也不滿意。
資源配置不合理
老百姓所說的“看病難”，主要是指“兩頭難”：到大城市大醫院看病難；在偏遠農村地區看病難。其根源是，醫療衛生資源在短缺的情況下，配置又不合理。
我國的醫療衛生服務實際上走了一條“高水平、低覆蓋”的路，醫療資源過分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社區和農村承擔基本醫療的功能不強。目前，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城市的醫療資源80%在大醫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基層得不到有效治療，只好奔向城市大醫院，有些羣衆形象地比喻爲“全國人民上協和”。
②“看病貴”，貴在何處？
個人負擔比例過高
從全球範圍看，醫療消費具有無限趨高性。隨着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新技術、新設備、新藥品的不斷出現，醫療費用上漲是不可避免的。
問題在於，我國醫藥費用上漲過快，個人負擔比例過高。據衛生部統計，近8年來，醫院人均門診和住院費用平均每年分別增長13%和11%，大大高於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2004年，我國衛生總費用佔GDP的5.5%，這個比例在發展中國家已不算低。但是，居民個人負擔的比重由1980年的21%增加到54%。換句話說，中國的衛生總費用主要由居民個人負擔。
公立醫院運行機制存在缺陷
由於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公立醫院公益性質淡化，盲目追求經濟利益。2004年，政府財政撥款僅佔醫院總收入的7%，其餘部分都靠醫院自己創收。於是，就出現了過度治療、大處方等現象。羣衆看病不僅要負擔醫藥成本，還要爲醫生髮工資、發獎金以及爲醫院買設備、蓋病房“做貢獻”。爲了彌補政府補償不足，國家允許醫院對購進藥品加成15%，這就意味着，藥品進價越高，醫院收入越多。
藥品審批、生產、流通混亂
2005年，國家批准了藥品註冊申請事項11086件，包括批准臨牀實驗和上市生產。其中，批准新藥1113個、改變劑型的品種1198個、仿製藥品8075個，顯示了審批過濫的弊端。由於藥品低水平重複嚴重，“一藥多名”和“虛高定價”現象突出。許多藥品生產企業爲了規避降價政策的限制，把普通藥品改個名稱、劑型、規格，就變成了所謂的“新藥”，價格也一路飆升。
我國藥品的生產和流通完全按照市場化運作，追求利潤最大化，與衛生服務的公益性嚴重背離。截至2005年底，我國經過認證的藥品生產企業有4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8000多家，還有藥品零售企業12萬家，醫藥生產流通企業大多在低水平上競爭。按照一般的市場經濟規律，藥品供大於求，競爭越激烈，價格就越低。但是，我國的處方藥卻是定價越高，醫院加成收入越多，銷售情況反而越好。爲使藥品擠進報銷目錄和各類醫院，企業不惜採用各種回扣手段，致使商業賄賂屢禁不絕。
醫療保險覆蓋面小
我國醫療保險發展緩慢。目前，醫療保險覆蓋的城鎮職工數爲1.4億人，城市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低保人員、農民工以及少年兒童等羣體基本沒有參加，看病主要靠自己掏腰包。有醫療保障的職工，自費部分也比較高。在農村地區，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人口爲1.79億，尚不足農民人口的1／4，而且保障水平不高，農民看病報銷比例很低。醫保機構的角色本應是擔當“病人的經紀人”，代表參保者制約醫院的過度服務行爲，但目前對不合理診療行爲缺乏有效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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