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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每一年，都有激動人心的大事。以前，事關國家利益的多；今年，事關公衆利益的多。醫改、房價、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環境治理……決策層的工作目標與百姓訴求，從沒像現在這樣高度吻合。
轉型中的國家，改革已進深水區。“包袱”甩了20多年，企業與政府的福利負擔確實減輕了，但很多普通人發現，自己的生活，也滑向了貧困的邊緣。現有以城市爲主體的社會保障這把大傘，罩不到他們的頭頂；有關利益集團的博弈，甚至可能將傘骨甩出的雨水也濺到他們身上。
有數字顯示，我國在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福利服務等方面的開支水平，相對於GDP增長比例，總體呈現出單邊下降趨勢。
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讓這些普通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有關社會福利的各項改革，也進入重新設計程序。人們不僅想解決基本居住、就醫、養老等生存問題，還對食品安全、環境治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仍在艱難爬坡，忠實記錄始終是我們的責任。
什麼醫衛體制能治中國人的病
12月11日，衛生部召開本年度最後一次例行新聞發佈會。會上，新聞發言人毛羣安有些“動情”。他說，2006年，不管是對他個人，還是對於整個醫療衛生事業，都是重要的一年，也是令人難忘的一年。“壓力超出我們的想象”。
的確如他所言。2006年，中國的醫療衛生受到前所未有的矚目。人們不斷地看到新的事件出現，也不斷地聽到新的聲音。整個領域在奔流激盪中穿行，並且牽動着上上下下的神經。在年終的排行榜上，“看病難、看病貴”赫然成爲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之首。
在經過2005年的大批判之後，老百姓無論如何不能接受舊有的道路延續，他們希望醫療衛生能有個新的面目、新的氣象。至於什麼面目、什麼氣象，卻沒有誰能說得清楚。就像那些哀鳴的動物，人們只深切地感到它的痛苦，卻沒有能力瞭解痛苦的根源和解除痛苦的辦法。於是，2006年，知識界的精英和決策層都一再的被聚焦在鎂光燈下說醫改，說平價醫院，說醫患關係。
毛羣安，作爲衛生部的發言人，自然站在風口浪尖上。只是在那風浪的下面，卻是老百姓談病色變和對來年無望的期盼。
1月10日，衛生部第一次例行新聞發佈會準時召開。各路記者早早地擠滿了不大的會場。毛羣安有些緊張也有些擔心。他說，感謝大家的“捧場”，也希望大家能提“很多很好的問題”。記者們應該沒有令他失望，因爲老百姓的疑問實在太多了。
在之前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高強提出，爲了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各地應該建立一批平價醫院或者平價病房。然而，他並沒有說清楚平價醫院怎麼個平價法，也沒有說清楚平價醫院怎麼個建法，更沒有說清楚平價醫院是不是未來醫改的方向。於是，幾家媒體不約而同地將提問的重點放到了平價醫院。
毛羣安給出了一些回答，但是給記者們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現在看來，在年初的時候，即便是主管部門也沒有搞清楚該用什麼樣的辦法解決當前的問題。平價醫院只是情急之下拋出來的止疼片而已。果然，不久後，衛生部也悄悄改了口，將平價醫院的“作用”降了下來。
本報在調查新疆平價醫院時發現，這種模式只能做救助制度的補充，要它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本問題，確實有趕鴨子上架的味道。一位新疆衛生廳官員說，她都不相信平價醫院有那樣的本事。
在平價醫院之後，社區衛生被隆重擡了出來。這不是個新鮮詞兒。早在10年前，我國就開始推行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了。不過，建設的過程非常不順利，紙面上那些美妙的效果一點也沒有在現實中露面。人們得了病，不管大病還是小病，還是往大醫院跑，生生把眼前的社區衛生服務給“餓”變了樣。
2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意見》，重申要在2010年之前在所有地級以及有條件的縣級市建立健全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從而使城市居民可以在社區一級享受到疾病預防等公共衛生服務和一般常見病、多發病的基本醫療服務。簡單地說，就是讓民衆“小病在社區、大病到醫院”。
實現這樣的目標可謂任重道遠。除了數量還遠不能達到需求外，社區衛生醫療服務利用率的低下也是一大瓶頸。因爲，我們的醫療保障體系中沒有守門人制度——即所有醫保參保者在非急診情況下必須在社區型醫療機構首先就診，在必要的情況下接受轉診——所以社區醫療機構就難以擺脫醫療水平差、吸引力低的現狀。
正是鑑於這樣的現實，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顧昕認爲，如果僅僅從醫療供方着手，不改變醫療需方的遊戲規則，那麼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老百姓則繼續用他們的腳投票，也繼續罵大醫院醫生收黑錢。
今年下半年，衛生部漸漸的拿定了主意。一個名詞開始在各大媒體上流轉：基本醫療服務制度。和平價醫院不同，這是一個系統制度式的概念。它意味着政府不僅僅有責任承擔公共衛生，而且有責任承擔人們的基本醫療。
在12月11日的發佈會上，毛羣安自問自答，用了大量篇幅解釋基本衛生保健制度，並且視之爲“國家最重要、最基本的衛生制度”，醫療保險制度、藥物制度和公立醫院管理制度都將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之前，衛生部部長高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努力保證人民公平享有基本衛生保健》，又一次指明“醫療衛生服務不同於其他公共服務，醫療衛生消費不是患者自主消費，而是醫生指導消費。這決定了政府必須發揮主導作用，加強衛生立法、發展規劃、經費投入、監督管理等方面職能，維護廣大人民羣衆利益，而不能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
再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集體學習國外醫療衛生體制，研究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作了講話，強調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強化政府責任，嚴格監督管理，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爲羣衆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
基本醫療服務還寫進了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裏：“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強化政府責任，嚴格監督管理，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爲羣衆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
如果新醫改方案確如當下所知，要實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那麼留給明年的疑問就是，基本醫療包到底有多大？如果這個醫療包相當癟，那麼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看病貴的問題？如果這個醫療包比較滿，那麼我國的財政能否背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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