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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一直關注中國
《時代》雜志是美國主流社會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美歐亞等許多國家發行，每期發行量已達500多萬，如此龐大的發行規模背後是更為龐大的受眾群體，該雜志自稱其每期讀者達3000多萬，因此它的觀點代表並影響著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主流人群的看法。芝加哥大學前校長羅伯特·赫欽斯甚至說：『亨利·盧斯(《時代》雜志的創刊人)和他的雜志對於美國人性格的影響，要大於所有教育制度的總和。』
盧斯出生於中國，並在中國生活了多年，不知這是否與《時代》周刊對中國的『感情』有一定的聯系。自從1923年創刊起，《時代》周刊對中國『情有獨鍾』，並試圖從中國國內的一點一滴中找出中國的下一步的動向。早在1976年1月，《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就介紹了鄧小平，封面的大字標題寫著『周的繼任者鄧小平』，右上角還有一句話：『中國，是朋友還是敵人？』而1999年6月《時代》周刊則把中國看成『中美新冷戰中的敵人』，在題為『下一場冷戰？』的封面文章中，《時代》炒作起李文和案，封面上還有一句話：『這並不簡單，中國的間諜丑聞告訴了我們原因』。
2005年6月，《時代》周刊以『中國的新革命』為題，用20多個版面做了一組有關中國崛起的特別報道，導語則為『中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相互諒解纔是出路』。
隨著中國經濟近年來連續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中國的發展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挑戰。美國《新聞周刊》不久前曾報道說，中國是個快速發展的大國，中國的崛起不再只是預言，而是個現實。美國《華盛頓觀察》周刊也認為，近兩年來，西方紛紛將目光投向中國，媒體和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諸如『中國世紀』、『財富和實力向東方大轉移』等論著，使美國人切身地感到了中國的影響。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者達巍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就美國來講，中國被認為是其21世紀兩大挑戰之一，首先是反恐，然後就是中國崛起。恐怖主義肯定完全是消極的，而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來說，爭論較大，有人認為是消極的，也有人認為是積極的。
西方的擔心將持續20年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專家陶文釗則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注意到《時代》周刊這篇文章『積極的調子』。他每年都去美國，就他自己的感覺，2005年算是一個分水嶺。當年9月，佐立克提出了中國應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說法。雖然一部分美國人仍然擔心中國崛起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並不奇怪，而且可以預見，這種觀點在未來20年裡將繼續存在。可能關於中國的有些擔心消除了，但新的擔心又會出來，比如最近美國對中國海軍力量的擔心，以前這種擔心就是沒有的。不過，現在美國發出的聲音越來越理性，『遏制』這個冷戰時期的詞逐漸被拋棄。
美國馬裡蘭大學政治學教授歐內斯特·威爾遜則認為：『中美雙方都在學習。中國在學習如何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國際強國，而美國則在學習如何回應、認知這個成長中的強國。』
中國人應轉變自己的角色
中國的發展有自己的速度和選擇，其他國家必須以特殊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崛起。達巍認為，中國最大的特殊性就在於人口多，國家大，發展不平衡。中國既遇到了一些大國面臨的問題，也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難。不過，這也是中國的一個資本，這使得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想法都能理解。
另一方面，把21世紀稱作是『中國世紀』，實際上意味著風險與挑戰並存。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關鍵的還是要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自身的實力有一個清醒的估計。當中國的發展到了足以讓世界另眼相看的地步，我們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我們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要比西方主流媒體如何看我們更重要。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縱觀國際近代史，一些中小國家的興衰可能會取決於外部，比如被大國滅亡、因災害被摧毀等；但沒有一個大國的興衰是被外界所左右的，除非自身出現動因，促進它的成長或者導致衰敗。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影響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改變自己、提昇自己。如果我們自身能夠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外部的麻煩和威脅都是可以應對的。
王逸舟認為，中國要想成為當今的世界大國，就必須具備這個時期的大國所需的特質，比如公民的素質和教育水平。現在中國在世界上仍然是一個『可畏而不可親』的國家，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如我們的旅游者看上去有錢，但是在如何遵守國際文明通行的慣例和做法，顯示大國公民的風范方面卻仍有缺失。相反，如果一個國家形成了公民的責任心和自主意識，那麼這個國家未來必能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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