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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勞斯萊斯轎車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日前，一名北京房地產商買走了一輛價值高達1700萬元人民幣(220萬美元)的勞斯萊斯轎車。據說，這輛車是勞斯萊斯歷史上最昂貴的。不僅如此，勞斯萊斯在中國銷量的年增長率是50%，2006年約達到70輛，中國有望超過日本成爲勞斯萊斯轎車的全球第三大市場。
中國真的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進入奢侈消費時代了嗎？從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看，中國還不是一個有條件奢侈消費的國家。與日本相比較，中國的人均GDP 不到2000美元，而日本的人均GDP 已經超過3萬美元。而且中國目前還有大量貧困人口。據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如果把貧困線標準設置爲人均年收入924元(北京、上海等地的很多高級白領一天就能賺這麼多錢)，中國大約有7000萬貧困人口。
爲什麼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會提早呈現出奢侈消費的徵兆呢？筆者認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太大。據社科院最新的分析報告，中國收入最高人羣與收入最低人羣的實際收入差距約18倍，且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就消費來說，收入不同的人，消費邊際效用也各不相同，於是他們所表現出的消費傾向也不一樣。例如，窮人把錢都用來買吃的，因爲人首先要填飽肚子；年收入10萬元以上的白領們，吃飽喝足了則一心想的就是買汽車和房子；而擁有500億美元家財的美國軟件大王比爾·蓋茨可以輕鬆掏出6000萬美元爲老婆、孩子建豪宅。中國的新富豪們家財萬貫，常見的物品對他們已經沒有多少邊際效用，而只有新潮的奢侈品才能引起他們的消費興趣。
於是有人會問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會引起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貧富差距造就了富豪，而經濟學原理又“逼着”富豪們搞奢侈消費，這一環扣一環的實際情況誰都管不了，那麼，中國就應該順其自然，任奢侈消費自由發展嗎？
雖然奢侈消費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增長有作用，但是過度的奢侈消費能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帶來更多傷害，所以中國不能沉醉於奢侈消費帶來的臨時快感中。
以那位房地產商爲例，他之所以能舉重若輕地買下1700萬元的勞斯萊斯轎車，是因爲他的家財巨大。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經營有術，另一方面是由於有廣大“房奴 ”的支持。這些“房奴”因爲房地產商經營有術，而不得不把更多的工資收入交給他。於是，“房奴”們的可支配收入實際上大量減少了，接着他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消費計劃，最後的結果只能是減少在其他生活領域的消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位房地產商欠着全國其他行業一些“人情債”——假如他成功得小一些，其他行業的產品就能多賣出一些。
現在，那位房地產商還那筆“人情債”的方式竟然是花巨資買勞斯萊斯轎車，這種還債方式雖說能給國內其他行業一些小回報，但是，卻把大部分利益留存在英國。
試想，那位房地產商價值220萬美元的訂單到達英國的勞斯萊斯轎車工廠後，車廠的英國工人們就多了一項生產任務，他們高昂的工資就更多了一些保障。所以，勞斯萊斯轎車的英國工人是首批獲益人。其次，遍佈全英各地的勞斯萊斯轎車配件供應商是第二批受益人羣。接着工人們會買平日捨不得吃的味道鮮美的本地牛肉，所以英國農民成爲再下一批的受益人羣。不知幾批之後，有英國人開始買中國人制造的產品(比如鞋、內衣等等)。到那時，220萬美元中的一小部分才得以再次飛越大西洋，回饋一小部分給中國工人。
更嚴重的是，如果中國的富豪都熱衷於狂買勞斯萊斯轎車式的奢侈消費，那麼，所謂的中國奢侈消費時代只不過是一個財富流失的過程，非常像《紅樓夢》中賈家由盛到衰的過程。
如何才能既不干涉中國富豪們的消費自由，同時又能引導富豪們的奢侈消費多爲中國人服務？答案只能從富豪們邊際效用上去找——那些他們沒有用過的新奇東西。兩千年前，漢代的司馬遷曾描繪過一輛比勞斯萊斯轎車更加“昂貴而新奇”的車：那車上鋪着蒲席，邊側種着苣草；轅前有衡木，衡木下掛鸞鈴，軾前掛着和鈴，緩步行走時，鈴聲和諧，如同演奏音樂一樣；車上飄着九條龍旗，車廂上畫着伏臥的犀牛和蹲踞的猛虎；馬肚子上的腹帶是用鯊魚皮製的……今天的中國工人一定能設計出比司馬遷那一款更豪華、氣派的車。當然，中國富豪們也要調整自己的審美觀，下決心多買些自己窮兄弟姐妹生產的勞動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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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效用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物品都有用，人們消費物品後獲得效用。每多消費一個單位量的物品，都能多獲得一些額外效用，這些額外效用就叫作邊際效用。邊際效用隨着消費量增加而諸次減少。比如，一個消費者連續吃冰糕，吃第一根冰糕好吃，吃到第五根時便會感到索然無味。如果他想再多消費10元錢，他一定不會再選擇冰糕，因爲冰糕對他來說幾乎沒有邊際效用，而是會去選擇能讓那10元錢產生更多邊際效用的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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