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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南紅嶺路口的鄧小平大幅畫像，老人家和藹的目光注視着特區的成長。
十年前，那個令人悲傷的夜晚
“65329999”。
1997年2月19日晚11時許，路透社駐中國首席記者馬珍的傳呼機顯示出這串數字。這是讓馬珍心跳加速的數字。它蘊藏着一個祕密。
對新聞記者來說，這個傳呼極端重要，其含義是“鄧小平去世”，只有發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馬珍兩人知道。
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前，另一串數字出現在傳呼機上——來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義依然是“鄧小平逝世”。
“只有我們知道打傳呼的人是誰，他們彼此也不認識。”馬珍的同事林氵光耀說，他立即回電話覈實消息。
與此同時，馬珍的電話響了，來電者是位高級別官員，說話簡單而含蓄：“別睡覺了，今晚要出大事。”
從三個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證了一個當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聞。
最後時刻
1996年12月12日，鄧小平沒有像往常一樣按時起牀。對這位生活規律的老人來說，這樣的例外絕少發生。
雖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期間，熬夜看球。但保健醫生髮現這次情況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暢快呼吸，不能下嚥食物。身邊的醫生已不能應付局面，只好把鄧小平送進醫院。
讓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副主任劉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們參與創作的系列紀錄片《鄧小平》成爲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後一部電視片。
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樓的頂層，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發上看完《新聞聯播》後，仍有興致地欣賞其後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紀錄片，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隨身醫護人員黃琳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邊，把電視裏面那些話一句句重複出來，黃忽然感到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羞澀。
“那部片子我參與了創作，話語非常平實，小平同志是反對個人崇拜的，我們也不試圖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對我們偶爾描述他功績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劉金田說。
中南海里一些重要的領導人，在這個時候依然忙於國務——1月，總理李鵬去了遼寧，政協主席李瑞環去了海南，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副總理朱鎔基去了重慶，常委胡錦濤也按計劃出訪南美三國。
這時正是新年和春節之交，一年之計在於春，黨和國家領導人事務繁忙。這期間，政治局委員們接到通報說小平同志病情穩定，不會有什麼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辦了。
春節前夕，鄧小平沒有回家過年，但他仍然可以在醫院會見前來看望的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
當時的新聞報道說，在談話中，鄧小平請江澤民等轉達他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節日祝賀，並希望在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把當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召開黨的十五大兩件大事辦好。
進入2月，人們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一位當時的部級官員告訴本報記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說小平同志快不行了，這段時間要待在北京。
春節期間，回老家過年的劉金田接到上級電話，“說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電話的還有劉的其他同事。幾天時間內，他們完成了《悼詞》、《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鄧小平偉大光輝的一生》三個文件。
老人從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黃琳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
專家說：“他的心臟並沒有什麼厲害的病，肝臟也好，也沒有糖尿病，就是後來神經系統不太好。由於帕金森病影響他咳嗽，影響他吃東西，後來只能吞嚥，也影響他活動。他患帕金森症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到後來情況越來越差，再後來就是呼吸的問題了。”
採訪過多位鄧小平醫生的研究者餘瑋說，那些醫護人員便是小平臨終時刻的見證者，他們所見證的是一個平民化的小平。
據透露，小平病重期間，他的家屬與他一樣，一點特殊要求都沒有，不干涉醫護小組的方案，小組完全自己做主。當然，每一套方案實施前，醫療組還是要請家屬簽字，家屬只是履行手續，對醫療組特別信任、放心。
醫護人員看到鄧小平痛苦的樣子特別難受，臉上難免露出愁容，老人會說那麼發愁幹嘛，高興起來。
1997年2月19日傍晚6點多，鄧小平的病情出現異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藉助機器來呼吸。
鄧小平夫人卓琳帶着全家人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中央，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眼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醫生傅春恩說：“我們早就預料到這一天會到來，這之前，發生過幾次病情變化，都搶救過來了。這一次，我們同樣進行全力搶救。”
到晚上9點08分，當醫療組認定已迴天無術時，醫療組組長、阜外心血管醫院院長陶壽淇與301醫院副院長牟善初正式宣佈‘停止搶救’”。眼睜睜地看到一直與自己形影不離的首長離開這個世界，在場的醫護人員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
這個晚上，恆溫病房內依舊溫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卻是一派北國氣象，老人在這裏走完他最後的歷程。
平靜告別
當一輛飾有黃黑兩色綢帶的白色靈車開上長安街時，儘管從位於五棵松的301醫院到八寶山只有2500米，但擠滿了首都各界人士和從各地趕來的10多萬人民羣衆。
有幾個年輕人豎起了一面旗幟，上面寫着：“再道一聲：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動人情景。
“跟當年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感覺和情緒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劉忠德回憶說。
事實上，當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0天之後，1月19日，鄧小平的大頭像首次出現在美國《時代》週刊封面上，色調極爲暗淡。封面左下角註明：“周恩來的繼承人：鄧小平”。
1997年3月3日，《時代》創刊74週年之際，鄧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這次他看不見一個輪迴後外界對後來者的期盼：《下一個中國：鄧的繼任者能否把中國變成一個爲世界所接受或喜歡的超級大國？》
3月3日出版的《時代》週刊在《告讀者信》中稱，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動往往超越一個人的逝世本身，這種“超越”在歷史上多次發生，比如周恩來和胡耀邦逝世後的情形。
這樣的時刻往往敏感而揪心。
政治分析家則傾向於將鄧小平的去世與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的去世聯繫在一起。
2月20日，新華社發表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鄧小平同志治喪委員會公告》和《鄧小平同志治喪委員會名單》。
其形式級別和毛澤東主席同格。但沒有像1976年那樣發佈《全國各地舉行追悼儀式的通知》、《中央軍事委員會關予陸海空3軍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和《中央委員會給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的緊急電報》等文件。
一位新華社資深記者在一篇回憶文章裏說：“我下樓上班時，電梯服務員很平靜地說：‘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靜。我用從業30多年記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當年毛澤東逝世時的情景，沒有找到一絲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複的痕跡。”
20日凌晨4點中央電視臺的記者第一時間上街採訪，其時只有農貿批發市場人頭攢動忙於買賣的人們從記者口中得知這一不幸，一位賣菜的農村婦女用純樸的語言反映出人們對鄧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們現在哪能賣菜掙錢哪”
記者繼而問她：“那你擔心不擔心鄧小平逝世會影響現在的政策呢﹖”
“我不擔心，改革開放都快二十年了變不回去了要變也是往好了變你說呢﹖”
在廣東深圳深南大道上鄧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業人士自發地獻花圈、默哀，悼念鄧小平，一時比較擁堵。
深圳市公安局因此開了一個維持悼念現場秩序的會，當時的公安局長在會上說，我們講清楚了，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動，是羣衆自發的，民警維持秩序的時候一定要以禮相待。
劉忠德回憶說，當時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雖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當時也有種種擔心，但最終能實現平穩過渡，在我看來，說明大多數老百姓還是贊成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政策，這一點我認爲最重要”。
平穩過渡，不留遺言
一個以江澤民爲主任的459人的治喪委員會正式成立。治喪委員會沒有設副主任。
鄧小平逝世後，並沒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過渡危機”。實際上，鄧小平主動從政治舞臺淡出以後，很平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領導的過渡，成功地實現了1985年接受邁克·華萊士採訪時的承諾：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這會有助於實現現行政策的連續性。
小平去世後的幾天，中央電視臺多次在節目中播放鄧小平肯定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鏡頭。
和毛澤東離世那種撕心裂肺的場景相比，鄧小平離世給社會帶來的震動要小得多，這是後人在總結這段歷史時，經常提及的，而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種努力的結果。
鄧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迴歸日只剩131天。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國兩制”概念創造者無法親眼目睹香港迴歸，感到十分難過及悲痛。
同樣在這天，《大公報》一記者匆匆從深圳趕回香港，他在中環地鐵站做了隨機採訪。採訪了大約100個人。
採訪主要圍繞三個問題，一、你知道今天中國發生什麼重要的事嗎？二、你認爲鄧小平的逝世對中國大陸或香港未來走向影響大不大？三、你覺得鄧的逝世會影響香港迴歸嗎？
採訪結果，百分之八十六的人知道鄧小平去世；多數人認爲這是件大事，但不認爲會影響中國大陸或香港社會的未來走向；多數人也不認爲會影響香港迴歸。
劉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後的日子裏思維清晰，但他並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那段時間，老人有時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時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
黃琳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琳這樣想。
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只是淡淡地說：“該說的都說過了。”
“南方講話就是鄧小平最後的政治囑託。大局已定之後，他就不再過問什麼了。”劉金田說。
全球弔唁
鄧小平是20世紀後期，對人類世界影響最大的幾個人物之一，世界各國領導人，無論其處於何種集團或者屬於何種意識形態，對他逝世的反映確認了這一點：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在一項聲明中說：“在國際社會，他將作爲中國的現代化和生機勃勃的經濟發展的主要設計師而受到人們的懷念。”
美國總統克林頓同馬薩諸塞州的政界領導人，在東波士頓的一家餐館裏得到鄧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話是：“鄧小平是過去20年裏世界舞臺上的傑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宮，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說：“他是使偉大而古老的國家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設計師。”
1989年5月曾訪華的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於當地時間19日晚，在莫斯科發表悼念談話。他認爲，鄧小平是“中國的改革之父”。
法國總統希拉剋稱鄧小平是“他的國家現代化的主導力量”。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金正日則稱他的功績“永放光芒”，卡斯特羅認爲鄧小平“對建設和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做出寶貴貢獻”。
早些時候，英國首相梅傑發表講話，其中強調“一國兩制”的構想“充滿想象力”。
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式開放鄧小平靈堂，許多香港市民自發排成隊，等待着送花圈和弔唁。
當時在北京發生的某國領導人叛逃事件也出現了戲劇性變化。各國媒體不得不作出選擇，是繼續捕捉新聞最新動向還是轉移人力投入鄧小平逝世的報道。
馬珍試探性地將這個選擇難題拋給中國外交部官員，對方答覆是：“你們先報道鄧小平逝世的新聞吧。”於是，路透社最先撤去了在某國使館門前24小時蹲點的記者。
似乎是作爲印證，某國官員20日說，關於該事件的談判因鄧小平的逝世而暫停。這位官員認爲，中國和該國有着一樣的傳統，就是不要在人家辦喪事時去打攪。
鄧小平逝世時只是一位普通中國公民，退休後，他惟一的頭銜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政要發來唁電，聯合國降半旗，在此期間國際很多重大會議都爲他默哀。這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情況。
沒有元宵的元宵節
在人們的印象中，那是一個沒有元宵的元宵節。在很多地方，那年沒有人掛紅燈籠，也沒有人放焰火。
各地電視臺停放了之前熱播的《蜀山奇俠傳》等電視劇，轉而播放以鄧小平爲主人公的電視劇。
在剛剛興起的海外中文論壇上，有人用惠特曼寫給遇刺的林肯的詩緬懷改革開放的“船長”鄧小平——
哦，船長，我的船長！我們險惡的航程已經告終，
我們的船安渡過驚濤駭浪，我們尋求的獎賞已贏得手中。
港口已經不遠，鐘聲我已聽見，萬千人衆在歡呼吶喊，
……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紅的血滴流瀉，
在甲板上，那裏躺着我的船長，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卻。
同樣在這個10年前的春節，《東方時空》的編導林芳棋(化名)正在離昆明不太遠的一個小村子等待元宵節，那裏有十幾個六七十歲的小腳老奶奶，舞着一條烏黑的龍。
有一天，拍攝間隙，她和同事坐在屋外曬太陽。村裏的大喇叭突然飄出了哀樂，同事說：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趕去村委會問，果然是。同事又說了：這片子不成了，估計元宵不會辦燈會了。事實證明，他的判斷又對了。
老太太們也知道消息了，竟眼含淚花。她們說：感謝毛主席，因爲他們解放了婦女，不用裹小腳了；感謝鄧主席，因爲他讓我們穿上了毛滌卡。
林芳棋準備放棄預定的元宵拍攝計劃打道回府，老太太忽然問：可不可以用送村裏老人的方式送鄧大人一程。這是她們自己的方式，每逢村裏紅白喜事，都要請老太太們舞龍助興。
元宵節那天，家家戶戶在自己門前的泥土地上插上當地特產的一米長的大香，老太太們穿着藍色的半長褂，她們的小腳踩着玲瓏的繡花鞋，在嫋嫋香菸中，一條烏黑的龍在金色的雲上凌空高蹈，一羣村裏的孩子在後頭跟着撒歡……
“歷史和政治其實離百姓很近，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說。
“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謂歷史觀、謂政治，但她們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遠，歷史和政治在她們心裏和家裏的賬本一樣清楚。”
林芳棋後來和她的同事調整拍攝計劃，這個節目和胡錦濤陪同小平家屬撒骨灰的片斷在同一天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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