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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後的牽掛
分配出問題是實踐的問題
記者：我們注意到，這次鄧小平改革與發展思想學術研討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是“共同富裕”，這跟當前公衆所關心的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問題有很多交叉點。請問，現在的貧富懸殊跟初期小平理論所強調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否有一定關係？
楊春貴(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鄧小平所說的“先富後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別，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捷徑，而不是富的愈富、窮的愈窮的兩極分化，當時之所以強調先富後富，是針對當時“大鍋飯”和平均主義思想還很嚴重的情況。
李佔才(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主任)：鄧小平文選三卷翻下來，小平自己講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話，但沒有說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話是一箇中央文件說的，那話在當時情況下也肯定是對的。鄧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因此他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發展快一點的帶動發展慢的，加快發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徑”。
記者：公衆和學界思考的是，中國社會目前所出現的貧富懸殊現象是怎麼逐漸形成的？
楊春貴：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是實踐中的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業靠壟斷致富；以及國家公務員在不同地區不規範分配，等等。這些都是違背鄧小平所主張的按勞分配和按經營好壞分配的原則的。還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稅收制度不夠健全，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時也由於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羣衆未能同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些顯然都不是鄧小平所主張的。相反，鄧小平主張，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衛的費用”。
小平關注“兩極分化”問題
記者：小平同志是在什麼時候注意到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問題的？
許新三(浙江工商大學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經有段時間集中講過防止兩極分化的問題，但那時他對中國能否防止兩極分化，既充滿自信，又不無擔憂。他告誡大家：“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時還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話裏面就沒有“如果”了，“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看得出，他的擔憂在增加。
李佔才：改革開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無產階級，大學畢業在哪裏工作轉正以後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區差”每月62元)，收入懸殊的問題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初還不是很尖銳，根據國家有關部門提供的數據看，收入差距的擴大，嚴格說是在“十五”期間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
鄧小平對兩極分化從始至終一直很警覺，但辯證地看，小平也是有個認識過程的。1986年9月接見美國記者華萊士時他還很自信地說，“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但他晚年時就意識到了分配不公要出問題，1992年底時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等到1993年跟鄧肯談話時，就意識到“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對此很擔憂，“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少。”應該說，這時候收入差距問題還不是很嚴峻，但鄧小平還是很敏銳。
初始階段，鄧小平認爲只要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就可以防止兩極分化。1993年他與鄧肯談話時明確提出：“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那麼，我們要想防止兩極分化趨勢的擴大，必須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記者：要達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這個“蛋糕”的？制度上的考慮是什麼？
楊春貴：作爲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提的是一些原則。第一是堅持公有制爲主體，這是防止兩極分化的制度保證，二是對“先富起來的個人”採取“徵收所得稅”，三是對困難羣衆，“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後，自願拿錢來辦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後，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更加註重社會公平，通過完善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來達成全民共享發展成果。這些重大決策同鄧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針對新的情況所採取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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