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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從何而來
5年勤工儉學提供思考素材
1920年10月，年僅16歲的廣安少年鄧小平和80多名中國學生一起乘船赴法勤工儉學。這是重慶愛國人士創辦的“華法教育會”所推動的一次留法熱潮。
當興沖沖的留學生抵達法國的時候，正好看到了一輪資本主義經濟的“寒潮”。因爲戰時管制經濟的衰退，工廠大量停工，幾十萬退伍軍人失業。在法國南部施奈德鋼鐵廠一個月的做工使鄧小平一下子體會到了“資本家的壓榨，工頭的辱罵，生活的痛苦”。當時正值法國經濟危機更加嚴重之時，財政緊張促使法國政府大量增加貨幣發行，導致物價飛漲，一年內麪包價格就漲了近6倍。留法的學生們都忍飢挨餓。
當1922年初法國經濟復甦時，鄧小平到了蒙達尼城夏萊特鎮上生產橡膠的哈金森工廠當臨時工，他後來回憶說，“做工所得，餬口都困難，哪還能讀書進學堂呢？”
學者們注意到，從鄧小平1920年10月19日到達法國到1926年1月7日離開法國，這五年零四個月，正好是法國經濟從危機、蕭條、復甦到高漲的一整個週期。在這個現代工業比較發達、市場經濟運作已十分成熟的國家的底層生活，很顯然使青年時期的鄧小平對市場經濟運作有了切身的感受。
從鄧小平後來在國企改革上的思路和跟薄一波所說的“是真正在工廠當過工人”的話，可以看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專業化分工和協作給他的影響。從後期他鼓勵包乾落實責任制的舉措也能看出他接受了法國成熟市場經濟的就業失業制度所帶來的激勵效應，甚至後來價格改革舉措也能從當時法國的市場自由定價機制中找出端倪。
應該說，法國5年的勤工儉學經歷，爲他日後決策乃至晚年放棄計劃經濟走市場經濟道路，提供了相當的思考素材。
離開法國之後，鄧小平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他了解到蘇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失敗，迅即轉向承認和利用商品貨幣關係以及市場價值的“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國營企業實行經濟覈算並參與市場活動，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重建國家銀行和專業銀行。
59年後，鄧小平說到了這段生活留下的印象，“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1926年底，回國後的鄧小平便投入到革命、起義、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中，在1940年之後，他在留法、留蘇時形成的市場思想，在太行區根據地建設中首次運用。
在邊區推行激勵機制
上世紀40年代初的邊區除了打仗，要面對的困難還有本地農業經濟的凋敝和日本侵略軍的頻繁掃蕩和“經濟封鎖政策”。鄧小平所在地區的境遇似乎更糟糕：1942年和1943年，太行區發生了嚴重旱災，農業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1943年接連又發生了蝗災。
在1940年前，太行區對敵佔區的貿易採取的是“經濟絕交”的辦法，甚至規定賣東西給敵佔區就是“資敵”。這時候，“開始注意經濟問題”的鄧小平採取了一系列不同尋常的做法。
1941年6月，冀南、太行、太嶽行政聯合辦事處和邊區政府先後頒佈了《貿易暫行條令》、《徵收出入境稅條例》和《特種出口貿易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法令，不僅對內提倡“貿易自由”，給予老百姓生產、經營、銷售、定價的自由權，並健全稅收和貿易組織，派出幹部團結一批商人，並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戰爭條件下，安排了平漢路東西兩側和太行、太嶽、白晉路兩側的物資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農副土特產品從敵佔區市場上換回需要的棉布、藥品、紙張、墨水等工業品。
這時候的太行區所實施的大生產運動處處都洋溢着激勵機制。當很多邊區大生產運動積極分子會被極“左”思想扣上“搞資本主義”、“富農思想”帽子時，鄧小平卻提出制定“獎勤罰懶”制度的建議。他說：“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他把給予個人生產模範和勞動英雄的獎金額竟然提高到了200元到300元，那時候，上到師長劉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貼只是1.5元到3元。
在“獎勤罰懶”思想的指導下，1944年4月1日，八路軍參謀長滕代遠、副參謀長楊立三很快公佈了在邊區頓時名聲大震的《滕楊方案》(滕代遠、楊立三手訂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的方案)。該方案極爲大膽地規定了參加集體生產和節約所得以“二八分紅”(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則：個人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的，70%歸己；個人採集野菜，飼養雞、兔、蠶、蜂等，“全歸自得”。
太行區的市場通達和物價穩定多次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稱讚。1943年後的太行區克服了災荒影響，“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織物和紙張，能夠往外運銷”，而“物價之低，在很長一個時候，爲他區所不及”。全國解放前夕建立中國人民銀行時，太行區冀南銀行鈔票與晉察冀邊區貨幣比值爲1∶10，與晉綏幣的比值爲1∶20。
反思“大躍進”
從現存和公佈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不論在西南局制定調整工商業政策，還是在任財政部長時解決預算平衡問題，或是在“大躍進”中對“左”傾冒險進行反思，以及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對包產到戶的支持，都能看出鄧小平獨特的用市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處理經濟問題的風格。
被任命爲政務院常務副總理的鄧小平是在1952年7月進京的，1953年就是中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央財政還是在轉軌中出現了危機。這年3月底，全年的總預備費就花光了，出現了21萬億元的赤字。
9月開始兼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長的鄧小平在1954年1月作了《財經工作的六條方針》，這是我國最早對高度集中統一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衝擊的改革舉措。其主要內容有三條：預算歸口管理、支出包乾使用以及自留預備費結餘不上繳。結餘不上繳這條因爲與傳統計劃經濟觀念完全不合，一度遭到一些同志及蘇聯專家的反對，但鄧小平還是堅持不改，“沒有這一條，大家不可能有積極性，就不可能有歸口和包乾”。
在1958年“大躍進”之前的這兩三年時期，因爲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已經呈現，這一代高層領導都在嘗試着走“新經濟政策”。
但1958年“大鍊鋼鐵”打斷了國民經濟計劃。爲扭轉“大躍進”帶來的國營工業的管理混亂、生產無序和效益低下問題，1961年鄧小平主持制定了《工業七十條》，試圖通過責任制和按勞分配原則來着手企業整頓。這裏面所隱含的市場傾向在幾年後一度被“四人幫”給讀出來，並進行撻伐。
這段時期的農業包產到戶試驗也中途受挫。就在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因主張包產到戶改革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受批判時，鄧小平卻還在力挺“包產到戶”。他在1962年7月把劉伯承在軍事上經常講的“黃貓黑貓”理論借鑑到農業生產上，說“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羣衆的積極性就採取哪種形式”，他還說，“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幾年後，在江西，當即將結束3年零5個月庶民生活的鄧小平被獲准外出參觀，在觀看電影《紅燈記》時，他借那個扮演李玉和的演員改掉“錢”姓的事情，發揮說，“沒錢能幹什麼，國家窮、人窮，不就是沒有錢嘛！”
有學者認爲，納入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運作的“大躍進”的失敗似乎暗含了計劃經濟體制不靈的結論。或許，鄧小平等領導人和整個社會已經從中獲得重要啓示：計劃經濟作爲一種經濟體制或制度安排，不僅沒有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經濟比例失調和生產力的破壞，相反，它的彈性之大，甚至可以包容“大躍進”這樣一個完全違背常識和規律的、憑主觀意志決定的空想計劃並得以暢行，卻沒有制度自身的校正機制，這說明這種制度安排是有致命缺陷的。
復出後的鄧小平幾乎不提計劃經濟這個詞彙，他在1975年全面整頓期間，將所有時間都花費在國民經濟的具體部署工作上，沒有關於商品、市場的任何論述。他似乎還在思考。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當1978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時候，他不得不面臨的問題是，對過去計劃經濟體制是修修補補還是另起爐竈？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據于光遠提供的材料，在閉幕講話提綱上，鄧小平曾經親筆寫道，“權力下放，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來調節”。
那一代的經濟學家大多都記得1979年4月的無錫會議——389人召開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第二次全國性討論會。不少經濟學家在討論中採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這年，鄧小平做了創辦經濟特區、支持包乾到戶、擴大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試點範圍等工作。
時間到了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時，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關於“擴大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用”的提問顯然觸動了鄧小平。在這個特定的語言場景中，他長期積累的市場經濟思想第一次系統地表達出來：“我們是計劃經濟爲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
個別學者認爲，鄧小平當時策略地使用了“我們是計劃經濟爲主，也結合市場經濟”的提法，這跟李先念1978年9月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觀點以及陳雲1979年4月“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意見基本吻合，在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還沒有從“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中完全解放出來時，這樣的提法能減少改革起步時上下阻力，爭取更多的支持。
這以後，他於1984年9月11日同意國務院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爲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1987年2月6日，根據鄧小平“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爲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的談話精神，黨的十三大報告沒有再提計劃經濟，而是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1989年，隨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國內政治風波的出現，把計劃和市場問題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存亡直接聯繫起來，市場經濟究竟姓“資”姓“社”的爭論又起硝煙，鄧小平在1990年12月至1992年2月連續多次談話中，以更堅定的不容置疑的口氣宣傳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終使黨在十四大上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由此完成了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戰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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