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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內政治形勢依然艱險複雜。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另一方面，國民黨蔣介石在對日抗戰問題上仍在妥協、徘徊，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親日派勢力依然活動猖獗。此外，國民黨統治集團始終念念不忘要限制、削弱並隨時準備在條件具備時消滅共產黨。
此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打擊親日派勢力，推動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向抗日，建立起國共合作基礎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實現全民族共同對日抗戰。爲了實現這個任務，中共中央決定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在西安事變時所許諾的“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條件，“不打折扣”地履行諾言，並嚴正警告：“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
爲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儘快實現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作了艱苦努力。1937年2月，國民黨正籌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爲推動國民黨政策的轉變，中共中央於2月10日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項保證是：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提出實現國共合作的條件。五項要求是積極、合理的，爲一切主張抗日的愛國人士所贊成；四項保證是有原則的、也是必要的讓步，有利於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以及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李石曾、孫科、李烈鈞等，聯名提出要求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反對汪精衛提出的堅持“剿共”方針的政治決議草案。這次全會雖然還沒有制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根本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但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項原則，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共產黨所提出的條件在原則上是接近的。這表明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爲了敦促蔣介石履行承諾，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決定派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性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舉行多次談判。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和真實目的是限制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把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
1937年5月下旬，國民黨派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考察團到達延安。他們考察了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和紅軍部隊，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延安各界羣衆要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願望和誠意，表示願向南京政府轉達，以迅速促進對日抗戰的實現。
1937年6月上旬，蔣介石與周恩來繼續在廬山談判。在這次談判中，蔣介石雖然仍表現出企圖削弱和控制共產黨的活動、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傾向，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一些承認國共兩黨合作的表示，畢竟是有利於實現全國抗戰的，從而國共合作的形勢漸趨明朗化。儘管經歷了不少波折和艱苦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下，在客觀形勢發展的推動下，終於掃除了重重障礙，導致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開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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