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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抗戰爆發後，紅軍主力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面前：紅軍對日作戰中應該採取怎樣的作戰方針和戰略原則？
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已赴陝西雲陽出席紅軍高級將領會議的周恩來、博古，提出：關於紅軍作戰，應當依照當前敵我情況，堅持“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的特長，給日寇相當打擊。”紅軍正式改編後，經與蔣介石、閻錫山商定，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擔當戰略遊擊支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其一部的作戰任務。
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正確地分析了在全國抗戰的新形勢下，要使黨領導的紅軍承擔起貫徹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任務，關鍵是實行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即從過去的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遊擊戰爭的轉變。
這是由抗日戰爭中敵、我、友三方面的具體情況決定的。
敵人是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它雖是資源貧乏的小國，但卻是軍事上的強國，擁有數十萬經過長期“武士道”教育和以現代化武器裝備的、多兵種的常備軍，並且有一二百萬經過訓練的預備補充兵員，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強大的進攻力量。
友軍是國民黨軍隊，它雖然擁有200萬正規軍，多數官兵也有抗戰愛國熱情，但裝備和訓練較差，內部派系林立，其上層領導集團對抗日仍有動搖，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方針，併力圖限制共產黨的力量。
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特別是長征的考驗，政治素質好，但數量太少，武器裝備更差，此時即使全部集中起來打正規戰，也不可能對日本侵略軍構成大的威脅。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抵抗並打敗日本侵略者，最根本的是要按照持久戰的要求，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動員全國的老百姓，經過一個較長期的抗戰，才能彌補中國武器裝備等方面的落後。這正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特長。只要人民軍隊在戰爭中，一面作戰，一面發動羣衆，武裝羣衆，同戰區和敵後的廣大人民羣衆緊密結合，擴大人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偉大力量，就會在敵人佔領的後方開闢廣闊的戰場。這樣，就將從戰略上給日本侵略軍造成嚴重威脅和極大困難，並將使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發展壯大，成爲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性力量。
因此，人民軍隊實行運動戰向敵後抗日遊擊戰的轉變，是充分發揮自己優勢的一種最佳選擇，也是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基本途徑。
8月下旬，洛川會議制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確定了我軍進行持久作戰的任務和方針。同時，爲了堅持敵後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又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如果游擊戰爭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同當地羣衆的經濟、政治要求相脫離，不能取得他們的全力支持，要動員羣衆，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並且在戰爭中不斷得到發展壯大，是不可能做到的。後來，毛澤東在著名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
1937年11月，國民黨重兵集團進行的忻口作戰、娘子關作戰和太原保衛戰均告失利。8日，太原失陷。這標誌着在華北以國民黨爲主體的正規戰已經失敗，以共產黨爲主體的敵後游擊戰進入主體地位。進入山西前線的八路軍三個主力師，在配合友軍作戰並取得平型關戰役等一系列輝煌戰果後，爲長期堅持華北的持久抗戰，按照黨中央、毛澤東的部署和要求，從1937年11月開始，靈活機動地實行戰略展開。第115師一部依託五臺山建立了晉東北的戰略支點；第120師依託管涔山建立了晉西北的戰略支點；第129師依託太行山建立了晉東南的戰略支點。1938年春，第115師另一部依託呂梁山建立了晉西南的戰略支點。這就爲開展華北敵後游擊戰爭，建立和擴大抗日根據地，創造了前進的戰略基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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