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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中國文化界，有一件大事——易中天與于丹的走紅。
套用一個體育運動的術語：易中天是屬於慢熱型的選手，他的紅經歷了一段不長、但也不能算太短的鋪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在上個世紀末，他就已經是一個活躍在市場邊緣的學者了。而在《品三國》之前，他在電視臺上的成功表現也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于丹則是另一種類型，“突然走紅”。
我用這樣的語言來描述易中天和于丹，絕沒有絲毫輕慢和貶損他們的意思，我只是把那些內心裏不平卻又無可奈何的文人們想說而不願說出口的話說出來而已。但他們的憤懣卻無法改變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們看得比較多的是市場效應：大把大把的現鈔落入了出版社的賬戶和作者的荷包。而隨着名人效應的不斷髮酵，他們的其他作品也開始一路暢銷，這必將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這一現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試想，那些皓首窮經的學者們，面壁十年、幾十年，依然默默無聞，依然兩袖清風。
但是，世上沒有絕對公平的事情，一件事情的結果由你在這件事情前的價值取向所決定。你想當一個學究式的學者，那就得準備過一輩子清苦的生活。你想名利雙收，那就放下架子，把學術帶向市場，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正是放下學術架子，讓學術走出書齋的結果。學術是寶塔尖上的東西，但是學術是需要有人把它通俗化、世俗化的，這就像專利只有變成產品才能創造財富一樣。有些人在寶塔尖上討形而上的生活，有些人把寶塔尖上形而上的東西形而下，這是社會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下貴賤之分。中國需要專利，也需要把專利變成產品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人才更缺乏。君不見，我們每年有多少專利關在深閨人不識，我們每年有多少發明被束之高閣。自然科學如此，人文社會科學也是如此。
易中天和于丹的出現打破了這種沉寂，他們成功地找出了一條聯繫高深學問與平民百姓之間的通道。他們的貢獻是無論如何不能小覷的。如果說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與他們個人的努力與價值取向有關的話，那麼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環境和整個社會文化生物鏈的斷裂緊密相關，這是一個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據統計，易中天的《品三國》和于丹《〈論語〉心得》的發行量都已上百萬。如果加上“百家講壇”的收視者，他們的擁躉者還將大大地擴張。爲什麼有這麼多的人要買他們的書，要看他們的講座？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社會沒有一個有效的渠道，可以把我們的民衆需要的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主動地介紹給他們，灌輸給他們，傳承給他們。
以《論語》爲例，這是一部流傳了幾千年的文化經典，他的思想浸潤在中華民族的靈魂深處，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民族基因的組成部分。可是，現在的中國人，從小到大，有幾個人完整地或者較完整地讀過《論語》？即便出身如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大學生們恐怕也沒有幾個真正的讀過。我們的中小學教科書裏選有《論語》的部分章節，但那比蜻蜓點水還不如，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更可悲的事，一旦中學畢業(無論是高中還是初中)，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機會與自己的民族經典相接觸了。《論語》如此，遑論其他。民族傳統經典的斷裂，造成了整個社會文化生態鏈的斷裂。
但是在民間，人們對傳統經典的追逐與迴歸卻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加溫，這是一種出於本能的對自身傳統的趨同或趨歸。由於無法從主渠道獲得滿足，於是就出現了爭相讀易中天、于丹的場面，易中天、于丹也就成了久旱的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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