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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侵略者發動華北事變，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在華北，黨把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作爲聯合抗日的主要爭取對象之一，並通過各種渠道、多種辦法開展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
閻錫山是個封建性很強的地方實力派，日本侵略者對華北的步步進逼，蔣介石的排斥異己，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高漲，打破了擁兵自重的閻錫山企圖在抗日與和日、擁蔣與拒蔣、反共與聯共“三個雞蛋上跳舞”的平衡。他權衡利弊，最終不得不接受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邀請大革命時期即很著名的山西籍共產黨員薄一波以抗日救亡活動家的身份，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希望能借助共產黨的進步措施，爲自己擴充實力，以“自存自固”，渡過難關。對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立即指示由黨剛剛營救出獄的薄一波和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以及廖魯言、牛蔭冠、劉有光、谷景生等人，組成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薄一波任書記，專做爭取閻錫山及其上層軍政人員的統一戰線工作。
中共山西工委於1936年10月到達山西后，根據北方局指示和山西的實際情況，確立了不搞“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利用“官辦團體”，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做黨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指導方針。此後，以薄一波爲代表的一大批共產黨員以山西新派的面目出現在山西和華北的抗日舞臺上。
中共山西工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接辦和改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原來是由閻錫山身邊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進步青年倡議，於1936年9月“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宣告成立的。但由於國民黨的責難和山西頑固勢力的反對，很快陷於停頓。經閻錫山同意，中共山西工委首先成立了新的犧盟會領導機構，新領導成員中7名常委中有6人爲中共祕密黨員；各委員會及各中心區的負責人、各縣犧盟會特派員的絕大多數也是中共祕密黨員。改組後的犧盟會，雖然會長仍爲閻錫山，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這樣，以山西官辦團體身份登上抗日舞臺的犧盟會，成爲了共產黨實際領導的、與閻錫山合作的抗日救亡組織，也逐步成爲山西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總的指導機關。
改組後的犧盟會廣泛深入地開展了發動民衆的工作。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犧盟會招募了1080名進步青年學生和愛國青年，以“臨時村政協助員”的名義，分兩批派往全省各縣，名義上是協助村長辦理村政，實際上是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工作。“村政協助員”採取10人團的方式，在短短3個月內發展了犧盟會員30萬人。到1939年夏，包括以犧盟會名義組織起來的工救會會員、農救會會員、青救會會員和婦救會會員在內，犧盟會會員達到300萬人左右，爲黨在山西開展抗日鬥爭奠定了雄厚的羣衆基礎。
閻錫山決定借用共產黨的方法爲自己擴充實力後，又把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任務交給了犧盟會。運用這個合法身份，犧盟會從新發展的會員中挑選兩萬名優秀青年，作爲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學員，組成10個團進行政治、軍事訓練；還興辦了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等13個訓練機構，吸引了全國許多地區的抗日進步青年來到太原，參加學習和訓練。訓練班的學員既學習抗日理論，又進行嚴格的軍事、政治和民運工作訓練，許多骨幹學員是中共祕密黨員。他們被派到各地後，不但廣泛進行抗日宣傳、發動和組織工作，還利用公開身份做掩護，承擔了發展黨的祕密組織的任務，從而爲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大批幹部，也爲後來建立山西新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9年底，犧盟會停止工作，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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