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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與小販經常爭執 |
【核心提示】
昨天，馬豐收和妻子推着手推車，一邊躲避着城管執法人員的“偵察”，一邊悄悄來到人民路繁華路段賣鹽水菠蘿。在城市“地下”混跡3年，今年年初的一個消息讓馬豐收感到振奮，聽說國內有城市解禁了馬路攤，他似乎看到了從“地下”轉入“地上”的希望。
馬豐收的消息是準確的。上海、重慶兩市解禁馬路攤的做法成爲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一個熱點議題，因爲這一決策的背後，關乎一個數以萬計的城市邊緣羣體“名分”的改變——由非法到合法。而就在本月初，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趙書賢在一次政府新聞通氣會上也表態：鄭州目前已開始着手規劃一些區域，讓馬路攤販規範有序地進行經營。這一態度，更讓鄭州的“馬豐收們”看到了希望。
【攤主心聲】 “俺們啥時不再被城管攆來攆去？”
昨天早上5時30分，馬豐收準時起牀，洗漱完畢，和妻子一起蹬着三輪車從南順城街來到二環道水果批發市場，批了100多斤菠蘿，倆人把菠蘿拉回家清洗、去皮、泡上鹽水，“瞧個機會”，把攤擺在了人民路上。
馬豐收說的“瞧個機會”，是指趁城管執法人員不注意時，纔敢擺攤兒，因爲在鄭州，馬路攤被列爲“打擊對象”，若自己一不留神，攤兒就可能被沒收了。行內都把馬路攤和城管執法人員之間的關係戲稱爲“貓捉鼠、鼠戲貓”，而針對城管執法，馬路商販採取的是“敵進我退，敵追我跑”的應對策略。
馬豐收的老家在商丘農村，3年前一家人來到鄭州謀生，馬路攤是一家三口的衣食之源。馬豐收6歲的女兒左手有殘疾，農村醫療條件差，他來鄭州的一個願望就是“掙錢把女兒的手治好，讓她接受更好的教育”。他還有一個“夢想”，那就是“租一個固定店面，不再被城管攆來攆去”。
記者瞭解到，不僅是鄭州，國內很多城市的一個共識是“打擊馬路攤，維護市容環境”。因爲馬路攤從業者素質普遍不高，再加上經營無序，很容易造成城市的“髒、亂、差”局面。往小了說，污水橫流，亂擺亂放，阻塞交通；往大了說，對城市形象和投資環境都造成影響。所以，很多城市“不約而同”地選擇打擊馬路攤，以維護市容環境的“體面光鮮”。
【執法者說】“一邊要管理，一邊還同情，我們也很矛盾”
王偉傑捱打了，他是中原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二中隊副隊長，執勤時發生了衝突，嘴被打破，滿口流血。
3月10日，王偉傑在華山路執勤時，發現一賣菠蘿的小商販在路邊佔道經營，便上前將其勸離，攤主很配合，但突然出現一方姓男子。方某以前也是一名馬路攤主，平時對執法人員“攆人”就很不滿，這天他喝了酒，就把對執法人員的不滿發泄到了王偉傑的身上。
當城管近10年，王偉傑心裏對馬路攤主也抱有一份同情，“一個攤的背後就有一張嘴。他們也不容易，誰沒有同情心呀！”但同情心又和自身的工作是個矛盾。管，可能斷了一個家庭的生計；不管，就是瀆職。“說實話，馬路攤從業人員素質普遍不高，僅靠批評教育，有時難以奏效，強制執行，又難免遭遇衝突，的確很讓人難辦。”
記者瞭解到，其實王偉傑被打併非個例，也並不是鄭州獨有的現象。暴力執法，暴力抗法，已成爲當前中國各個城市城管和馬路商販間的一個突出矛盾。
【管理現狀】 “難度很大，力不從心”，政府處境尷尬
“難度很大，力不從心。”昨天，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趙書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用這八個字形容目前鄭州對馬路攤的管理現狀。
河南財經學院工商管理系教授張方，對目前政府管理馬路攤的現狀，有着清晰而全面的認識。他說，對於市民來說，一方面，看到馬路攤主在城管執法人員的追逐下狼狽逃竄，車輛、物品被繳，不免對這些生活在邊緣狀態的羣體生出一份同情；另一方面，看到這些小商販因爲佔道經營堵塞了道路，影響了交通，市民又不免會產生抱怨和憤恨。而有一些媒體，若聞聽政府取締馬路攤，便少不了強調一番商販的生存權利；而一看到街面秩序混亂，又反過來指責政府維護秩序不力。
張方說，相對而言，政府的處境比較尷尬：管得太鬆，商販阻街、假貨氾濫，政府必然難逃管理不力之責；若使出立竿見影的雷霆手段，又很難避免城管與商販之間的矛盾甚至衝突，商販們的尷尬境遇惹人同情，政府的形象卻很可能受到傷害。張方說，如何對待、管理馬路攤販，一直是困擾城市管理者的難題，也是輿論爭議的焦點。
【城管新思路】上海、重慶解禁馬路攤，鄭州準備迅速跟進
今年2月26日，《東方早報》報道，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民無須再爲修鞋、修傘等瑣事而四處尋尋覓覓了。“五一”前，上海市一份《城市設攤導則》將出爐，並於下半年正式開始實施：市區部分路段經市民同意，可設置部分便民類攤點，對馬路攤點不再一律封殺。而重慶市各區目前已經規劃了443個馬路攤區，設置攤位11169個，解禁馬路攤。兩市的做法，在全國兩會期間，迅速成爲一個熱點議題。
此後，鄭州迅速作出反應，3月初，在政府的一次新聞通氣會上，趙書賢表示：“鄭州目前已經開始着手規劃一些區域，讓馬路攤販規範有序地進行經營。”
趙書賢介紹，目前，鄭州市執法人員共有1100餘名，馬路攤點約有3萬個，鄭州市正處於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外來人口大量擁入，靠以往單純禁止的做法，已不適合形式發展的需求。趙書賢表示，馬路商販的存在，說明了社會的需要，鄭州市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規劃。
目前，鄭州市解禁馬路攤的具體實施方案尚未形成，趙書賢表示，馬路攤“禁改限”工作要等到“五一”後方能進行。在拜祖大典和中博會召開之際，仍將禁止路邊擺攤現象，而且執法力度會更大。
【專家看法】馬路攤“禁改限”，體現政府“以民爲本”
“政府對馬路攤‘禁改限’，體現出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也更體現了政府關注民生，以民爲本的執政理念。”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牛蘇林說。
他認爲，完全禁止馬路攤的做法，是將管理簡單化，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沒有滿足市民需求，還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而馬路攤“禁改限”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對城市管理認識的深化。
張方進一步分析說，各地政府以往對馬路攤嚴打取締的思路，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城市文明仍抱有一種“暴發戶式”的理解，以爲一切光潔簇新就是高級；二則是一種“懶政”的習慣所致。而上海、重慶兩市對馬路攤的“禁改限”政策，包括鄭州也在醞釀的“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的政策，既需要城市管理者對都市邊緣羣體生存權利的尊重，對城市普通市民生活需求的真切體察，更需要對“文明城市”有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這樣的決策，無疑堪稱善政。”
“禁改限”，要求城市管理“更加成熟”
張方認爲，馬路攤“禁改限”並非一勞永逸。雖然眼下上海、重慶兩市已經就部分路段放開馬路攤點，做出必要的限制預案，如頒發臨時許可證、徵求居民同意，或在指定街道限時限段等。但措施尚未付諸實施，就已經有人質疑：一旦放開，政府設定的限度是否有效？無照攤販會不會對正常的市場秩序造成衝擊？攤販、市民、城管三者之間又會發生怎樣複雜的關係？這些都是對城市決策者的考驗。“堵”雖然困難，“疏”卻更難以預料。
張方表示，“堵疏”結合，體現了政府管理的人性化，同時更要求政府管理的“成熟化”。在“堵與疏”、“嚴與寬”的兩難抉擇中，政府選擇了較之“一刀切”更爲複雜的寬容之道，就已經體現出城市管理者的勇氣和對自己“管理藝術”的自信。
限制尺度的把握，考驗城市管理者智慧
李振是管城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五中隊隊長。得知上海、重慶等城市對馬路攤“禁改限”，他認爲，這對市民、馬路商販和執法人員來說，都是個好事，但他同時也提出疑問，那就是，對於馬路攤而言，什麼樣的可以開禁，什麼樣的仍需打擊？
多年的工作經驗，讓李振對馬路攤有着清晰而鮮活的理解：馬路攤可以分爲市民生活必需和非必需兩大類，比如修車、修拉鎖、賣菜和賣早點的馬路攤，如果對這一類馬路攤一律打擊，會給市民生活帶來很多不便；而一些賣串炸、賣烤紅薯、賣糖梨的小吃攤，則可劃定區域，滿足市民需求；一些算卦、宣揚封建迷信的馬路攤，則要堅決打擊取締。
李振說，馬路攤主中有家庭確實很困難的，這值得大家同情和理解，但也有一些屬於投機取巧，欺詐牟利，兩者有時很難區分，政府在決策時，應予充分考慮，防止讓不法分子鑽了空子。
張方也認爲，“禁改限”不是簡單的一句話，它的背後是一項龐大而繁複的工作，哪些該限，哪些不該限，該怎麼限，具體尺度又該如何把握，這些都是對城市管理者智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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