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簡單的藥就這麼難找!”湖南省長沙市的程雪華女士拿着手中的單子,一臉無奈。她的單子上,記錄的是一些諸如紅黴素、阿司匹林等常備藥。
今年40多歲的程雪華自稱是那種“老淘藥”的人。以前每次聽到藥品降價的消息,她都會到藥店把家裏所需的藥品買回來,“可是,需要的藥,很快就消失了。”
阿莫西林是程女士很看好的一種藥,降價幅度達80%,當她來到藥店時,售貨員告訴她,這種藥已經下架,並且“已經斷貨”了。
降價有時候也給她帶來欣喜。比如,“葡萄糖酸鈣口服液”以前通常是每盒19元,降價後則是每盒4元。可是,調價後,她卻發現這種藥只有最後兩盒了。
更讓她心煩的是,現在一種藥有好幾個名,這讓她摸不清到底哪個纔是降價藥。
記者一週內走訪的數家藥店和醫院中,發現類似程女士的遭遇遠不止一個。
長沙市21中的熊老師稱,像他這類50歲左右的人往往經常關注藥店的信息。但很多次趕往藥品超市買降價藥都是“白搭”。
消失的藥與走俏的專櫃
一降再降的藥價,似乎並沒有讓廣大消費者感受到其中的好處。
“你現在還見過0.81元一支的青黴素嗎?這都是上個世紀的人打屁股針時的記憶。現在早沒有蹤影了,而用復達欣等好藥,價格要貴90倍。”在湖南省衡陽市某大藥房坐堂的劉平醫生斷言,消失的老藥市場巨大。
與此對應的是,不少藥品超市紛紛開展“廉價經典老藥專區”或者“專櫃”的業務。杭州等地的老百姓大藥房、天天好大藥房打出了“讓經典老藥回家”的旗號,在藥品賣場設立“專區”,以低廉的價格出售300種~500種療效不錯的低價老藥。
記者在位於長沙市湘雅路的老百姓大藥房門店內看到,老藥專櫃上陳列的藥品價格大多數在兩元左右,1元以下的藥佔了近20%。這些老藥包括抗感冒類、胃腸道用藥等十幾種類別,其中不乏一些消費者耳熟能詳的質優價廉的老牌藥品。如0.3元一袋的清熱去火的牛黃解毒片,0.6元一包的用於胃腸道消化的乾酵母片等。
湖南老百姓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企劃部部長曾小云告訴記者,這些老藥其實都是一些療效有保證的“經典”藥品,只是因爲很多廠家爲謀求利潤更換劑型和包裝,市面上才很難見到它們的蹤影了。
“在我們藥店,賣這些藥不掙錢。撲熱息痛20片才0.6元、氯黴素眼藥水兩角錢、去痛片0.4元,幾乎沒有利潤。但因爲有不少顧客尤其是老年人喜歡買這些藥,所以我們纔開設了‘廉價經典老藥專區’。”老百姓大藥房全國管理機構總裁助理鄺躍喜說。
鄺躍喜透露,在他們進行的“百姓缺藥調查”中發現,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藥品”,如阿莫西林、酵母片等,其中大多爲政府宣佈降價的藥品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然而到市場採購卻發現,70%的老藥特別是降價藥早已沒有了貨源。在2007年春節前的第21次降價後不久,該藥房門店僅一天時間,上櫃的120多種老藥就有41種出現斷貨。
“發改委降價22次,招標採購實行多年,爲什麼老百姓感覺實惠並不多?”這是針對很多百姓的這一疑惑,北京市政協委員李英對此分析後認爲,一味追求低價會給藥品質量帶來隱患。
她的觀點是成本論,“由於藥品輪番降價,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一些價格低、療效好的藥品放棄了生產。如果一定要生產低價藥,企業利潤非常低,甚至沒有利潤,即便中標,也會很快流標。”
兩層盤剝
然而,一些藥廠和藥房的負責人卻認爲,造成發改委降價幾十次而百姓難得實惠的原因遠非那麼簡單。
湖南一知名藥廠的總經理舒國臻(化名)直言,其中的關鍵在於藥品特殊的流通體制。
這位負責人說,造成“藥品降價死”現象的原因,主要在醫院和醫藥公司。由於醫療健康的特殊性,一般的人很少敢自己開方下藥,這造成了國內近90%的藥品開支都來源於醫院的處方藥,百姓自主購買藥品的只有10%。
但藥品僅在醫院這一環節就有兩重升值的機會。一是大多數藥品在醫院流通須支付集體回扣環節,有的臨牀用藥,在一些醫院至少要經過10道回扣盤剝,從院長、主任、到醫生,就連一些職能部門的人員也在所難免,大家的灰色收入需要靠此維繫,因此“開單提成”大多以不同形式貫穿其中。
而同時,按照國家規定,醫院方面可以在任何進醫院的藥品“順價上加15%”。這是醫院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醫院是按照15%銷售總額來提成的,但實際的加價過程中還不只如此。
舒國臻透露,這是通常的情況,但醫生還有另外的法子。有的醫生不從醫院裏分,而是從外面拿。比如一些醫院的醫生告訴患者,可以開什麼樣的藥,但如果想要好得快些,可以到某處買藥。因爲患者病時只聽醫生的,其結果往往是完成了這種藥商和醫生直接的勾連行徑。此外,國內藥品一藥多名的狀況,也爲尋租提供了機會。
這樣一來,國家對某些藥品的降價對整個已經形成的利益鏈條就會有着巨大的衝擊。一方面,進醫院的藥按照定價順價加15%,需要進來的藥品基價比較高才行。如果一種藥從15元降到5元,則醫院的直接損失就會有1.5元。“多數藥都是在醫院裏面拼回扣和關係,就是少給幾角錢都結果會不一樣!”
幹了10多年醫藥代表的張女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某種抗生素1支賣50元時,“公關費”可達到20元左右。後來降價降到27元左右,其“公關費”約10元,也算勉強可以支撐。但現在降到20元以下,“公關費”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飽醫院各個環節的胃口。所以醫院也就不會進這種藥了,醫生自然也不會開了,降價藥不死纔怪呢。
老百姓大藥房的鄺躍喜認爲,在藥品的銷售中,大藥房與醫院在角色上往往會發生矛盾。一般而言,藥店有賣的藥,醫院通常不賣。經常有媒體報道有人在大醫院旁邊買的藥價格與醫院開的相差幾十倍。在被患者或媒體、管理部門發現後,醫院怕惹麻煩,就會把這個藥停掉。
另一方面,藥廠的藥品價格下降後,基本難以支付在流通環節的層層回扣費用。降價也讓醫藥經銷商望而卻步,因爲市場空間變小了。
“我們也是有苦難言。”一位藥廠負責人說,現在不論中藥還是西藥,都面臨着原材料漲價的因素,企業讓利給經銷商的空間少,其銷量就會大跌,銷售量下降直接引發的就是藥品的單位成本上升,使其利潤減少甚至出現虧損,退出市場也就不可避免。
“比如某藥廠的亮菌甲素,只有幾元一支,沒什麼空間。國家定價後,應對只有內部挖潛力,這樣部門利益就會凸顯,有少數人就會走邪道。小廠就可能在降成本的名義下降低質量。”長沙一藥廠黨委書記唐笙力(化名)稱,在國家近些年來推行GMP改造後,關係百姓安全的重大藥品事件接連發生,“成本因素”不可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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