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來沒有哪一部法律像物權立法這樣充滿曲折和反覆，這與物權法本身的重要性及中國轉型期的經濟社會變遷密不可分。物權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確認財產、利用財產和保護財產的基本法，它上涉國本，下系民生，圍繞着物權立法的種種爭議，其實質就是不同權利劃分之間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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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新華社的報道稱，“中國發出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信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政治文明邁出了重要一步”。
從醞釀到出臺，被民法學者王利明謂爲“立法非常複雜”的物權法歷時13年，連破六審、七審紀錄，經歷了不同尋常的波折，在艱難中作出抉擇。
儘管有些反對聲音，但外界普遍認爲，物權法已經“呼之欲出”，不可阻擋。
艱難的芻議
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委託6位專家、兩位退休法工委幹部和1位法官組成民法典起草小組，他們的任務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權法。
這是王漢斌卸任前做的最後一件大事。這時，合同法草案正等待通過，物權法起草時機已經到來。
物權法於1994年被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但迫於經濟發展形勢，作爲市場交易保障的合同法優先啓動。合同法主要調整財產流轉關係，而物權法側重調整財產歸屬與利用關係，“物權”和“債權”均是民法最基本的法律制度。
作爲整個民法典的基礎，物權法是其中最爲關鍵的一環。民法典起草小組提出“三步走”戰略：1999年3月出臺合同法；從1998年起，用四五年時間(大約到2003年)制定通過物權法；到2010年，完成“中國民法典”。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樑慧星受託起草物權法。他領導的課題組其實早於1993年成立，這一年春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入憲法。
樑慧星的建議稿於1999年10月完成。全國人大法工委組織第一次專家討論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委員王利明提出不同意見，他成立了另一個課題組，於2000年底拿出第二份專家建議稿。
“兩稿的內容其實差別不大。”樑慧星說。最大的分歧在於，樑稿將所有權分爲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兩類，基本精神是“一體承認平等保護”，即“一元論”；而王稿則按“國家、集體和私人”劃分所有權，即“三分法”。
北京大學民商法教授尹田說，動產與不動產的劃分，是一種技術劃分，“遠離意識形態”，“比較超脫”，“更多考慮物權法本身作爲法律規則獨立發揮作用，公法和私法界限分明”；而“三分法”源於現有三種所有制形態，“重視意識形態和現行政策，比較接近中國法律特點”。
樑慧星課題組成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孫憲忠回憶，討論樑稿時，有人質疑，“不強調國家利益，那還是社會主義法律嗎？”王利明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也認爲，從學術立場上，他贊成樑慧星的思路，但“三分法”“比較符合現實”。
“三分法”維持中國現行法律對財產所有權的分類，也獲得人大法工委的支持。尹田說，“三分法”的道理在於，國家所有權是無論如何迴避不了的，“孤零零的一個名詞擺在那兒很奇怪”；而且，“如果國家所有權不重點規定，通過都成問題”。民法典起草小組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說，在法工委看來，樑慧星的“一元論”根本無法通過。
2001年底，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在樑、王兩稿基礎上形成“徵求意見稿”，體例以樑稿爲主，所有權設計吸取王的“三分法”。
“徵求意見稿”同時也強調平等保護。平等保護原則是物權法的指導思想。王利明對本報稱，個別規定並不排斥對其他所有權的保護。但在樑看來，它在平等保護方面只是“跨了半步”：在“所有權”一編中，沒有規定“國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三種所有權在三章中分別規定。“就像改革開放前報考大學填家庭出身”，樑慧星說，區別意味着不平等對待，“首先形式要平等”。
樑、王的爭論尚未在學界展開，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提出啓動第三步戰略，應儘快進行民法典立法工作。民法學者轉向制定民法典；物權法已有“徵求意見稿”，沒有另外委託。樑、王的分歧還體現在，雙方各自起草了大部頭的民法典草案。
2002年12月23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物權法作爲民法典的其中一編，被首次提請審議。多數常委會委員認爲民法典尚不成熟，“以分編通過爲宜”，暫時擱置，抓緊制定物權法。
2003年，人大換屆年。身爲全國政協委員的樑慧星提議廢止這部“邦聯式”的民法典草案，他的提議沒有得到採納，並與立法工作機構產生了分歧。這個“中國民法典”的主要推動者宣佈不再直接參與民法典和物權法的學術討論會議。
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憲法，物權法是否明確平等保護私人財產“大局已定”。
一萬多條公民建議
換屆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物權法納入“十五”立法規劃，並預計在2005年的十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但直到2004年10月，物權法草案才接受首次單獨審議，即第二次審議。
有學者透露，由於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在即，物權法暫被擱置。
孫憲忠列席了二審的討論。他認爲，物權法延後的主要原因還是學術準備不足，除了常委會委員們不懂以外，許多民法學家對物權法也只是一知半解，“基礎的常識都達不成共識”；也正因爲如此，“纔出現那麼多版本的建議稿”。
比如，孫憲忠主張拾得物歸還支付一定報酬，因爲保管等也需要費用，有不少學者提出：“這樣如何教育孩子？”還有一著名老教授問他：“我把包放你腳下，現在你跟我要報酬，行嗎？”孫回答說：“我們講的是遺失物，難道你自己找不到包嗎？”
從民法典抽離出來的物權法，在二審前進行了一次修改。2004年8月，人大法工委邀請了十多位專家，在8天的時間裏逐條修改草案。
武漢大學教授孟勤國回憶：“一審稿受到兩頭夾擊，對於國家所有權的保護，有的人認爲規定多了，有的人認爲規定少了。”
就在這時，香港經濟學家郎鹹平炮轟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質疑顧採取多種手段“套取”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流失一時成爲輿論焦點。第三次改革論爭拉開戰幕。
二審稿對國有企業財產權和農民集體所有權做了細化規定，有人統計，“國家”、“集體”的規定遠遠多於“個人” ，但三種所有權被歸到一章，保護私產方面也有了更多細則。
而三審轉眼已到2005年6月。最明顯的變化是明確規定：“國家、集體和私人所有權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破壞國家、集體和私人的財產。”
2005年7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佈物權法草案，向全民徵求意見。
2005年10月，物權法“四審”如期舉行。一萬多條公民建議如何影響立法成爲被關注的焦點。公民房產權備受關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吸引了城市業主羣體的關注；建築用地70年屆滿可自動續期；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的建議更是大膽。
此時，物權法進入公民立法階段。民法學家樂觀地估計，2005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後，物權法有望在2006年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交表決。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在一萬多件公民意見中，一封特別的來信正在影響物權法的立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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