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價虛高”
其實是需求量虛高
楊瀾：這次兩會期間，鍾南山委員也提出一個觀點：他說如果現行的醫藥流通體制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而只單純讓政府來壓低價格，那就只會層層下壓，最後負擔又落在藥廠身上。他們現在已經是微利生產，價格再低，就只能偷工減料，或假冒僞劣了。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周其仁：這個分析有道理。所謂“藥價虛高”，很多人說是因爲中間“倒”的人太多。我們看國民經濟別的領域，爲什麼別的領域“倒”不起來？是他們不想“倒”嗎？不是。
“藥價虛高”是對藥的需求量虛高。沒有這個最終需求量虛高，中間人一晚上就可能消失。不是因爲他們壞，是你有這個空間讓他這麼壞。
那麼，現在回過頭來看，藥的需求爲什麼高？因爲這個需求並不是憑你我的知覺就可以判斷的，這種判斷的作出依賴醫生。可是醫生這種幫助病人判斷用藥以及用多少的人，你給予他們應得的那部分價格了嗎？所以要治本，就不能有那些不得當的干預和管制。
楊瀾：衛生部已嚴令禁止醫生的收入與醫療服務收費掛鉤，藥價也已經連降了16次。
周其仁：事情有“治標”和“治本”的區別。“本”的問題不解決，命令的執行難度也會很大。最後民衆還會問，怎麼你天天講的問題還沒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了。
這樣下去，最後連執行部門自己的威信也搭進去了。治“標”我不反對，但有些治“標”的措施從“本”這個角度來看，根本就是反的。這是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問題。
選擇權越高端政府越不應該管
楊瀾：老百姓還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醫保問題。您在研究不同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後，覺得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借鑑？
周其仁：各國情況不同，我知道的也有限。但用在中國比較好的思路是把各種機制綜合比較，看是否能找到一種適合中國的組合。
其實我們現在多種醫保手段都在用。第一種，是完全免費。比如公費醫療，由稅收來替你付。現在享受這種待遇的人很少。對他們來說沒什麼看病貴看病難，而是看病太便宜。
第二種手段，我們也在用，主要是從德國學來的。通過立法、社會強制來完成的一種保險機制。比如說正式僱員，僱方付一部分，你自己放一部分，然後形成一個賬戶，用它來支付醫療費用。這就叫合作醫療。
第三種手段，現在城市中也用，就是商業保險。這種保險方式現在所佔比例很低，但發展很快。
所以中國的國情很有意思。全免費的手段在用，強制保險在用，合作在用，商業保險也在用。還有一個辦法也在用，就是我扛着，生了病，跑到藥店裏抓一把吃。
楊瀾：既然所有要素和手段在中國都有用，大家爲什麼滿意度還是這麼低呢？
周其仁：原因可能是各種手段都沒有“恰如其分”。
比如說，我收入很高，但我享受全免費。這樣以來，醫生被佔用過多，不能同時給其他人看病了。
德國模式也有麻煩，它要依賴於正規就業。也就是說你長期僱傭我，我們就可以長期交保險。但我們國家現在變化發展很快，有很多非正規的就業活動。所以強制保險永遠有覆蓋面的問題。人羣越大，發病的概率才能分佈到；覆蓋面越小，風險就越大。所以做這個工作的部門現在希望擴大範圍：中小公司、民營公司、農民工能不能也囊括入這種模式中。
當然，還有一種擴大辦法，就是法國現在用的辦法：從正規就業的人的親屬關係方面去擴大。比如，用我的保險，我自己的孩子也能看病。
每種手段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但無論怎樣，中心問題就是一條：所有資源都不是免費的，不管形式如何變，都要解決不同醫保形式和人的行爲的組合問題。問一問對供應醫療服務的人行爲有什麼影響，對需要醫療服務的人有什麼影響。
楊瀾：人們都希望用最好的藥，得到最好的醫療服務。但是這些不可能都進入醫保報銷的領域吧。您覺得應該設計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周其仁：現在中國人對醫療需求的差異很大。有的人說我現在還有勞動能力，病一生勞動能力就沒了；第二個說，我已經喪失勞動能力了，再生病，好痛苦；第三個說，我這壽命已經很高了，能不能再延長一點。這是好多層次的問題，這種問題如果不分開處理，就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是問我的意見，我永遠說這是一個比價系統。你讓他去選擇，這種選擇權越高端，政府就越不應該去管。
楊瀾：最後落實到政策制訂上，您覺得有什麼原則能在不可能盡善盡美的條件下相對的合理？
周其仁：抽象的準則好提，具體實施很難。比方說，收入水平高的人爲自己的醫療所支付的比例應該大一點。反過來，如果一個人收入很低，他生病就應該得到救助。但這個準則怎麼實施要高度依賴於實踐經驗。一個外國模式不是貿然搬到中國來就能行，也不要貿然認爲一個地方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能做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