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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連續20次降低藥品價格，其中最大降幅達90%左右。在對藥品生產和經營企業進行限價的同時，一些省份已陸續開始對醫療機構用藥進行競標限價。然而，從一輪又一輪的藥價下調中，許多百姓卻感覺似乎並沒有得到多少實惠，要求降低藥費的呼聲依然高漲。
從2006年10月10日起，國家第17次對藥品大幅降價，涉及22種藥品、4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幅40%，最高降幅達60%。然而，記者調查發現，新一輪的“藥品降價風潮”雷聲大雨點小，不少降價藥出現斷貨現象，“脫胎換骨”的同效藥與國家的“降價令”玩起了貓捉老鼠遊戲，令優惠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藥店：降價藥“有價無藥”
太原市民趙選日前因感冒發燒去一家平價藥店買乙酰氨基酚(俗稱“撲熱息痛”)時，卻被告知“早已斷貨”。趙選發現，藥店銷售人員向他推薦服用的白加黑、百服寧價格均在每盒10元左右。對此他感到困惑：“撲熱息痛每20片才0.6元，也挺有效果，藥店爲什麼不賣？”
記者日前在山西太原、長治和大同市等地一些藥店進行隨訪時發現，經有關部門限價的“頭孢曲松鈉”“紅黴素腸溶片”等很多降價藥已斷貨。與這些“低價藥”相比，藥店工作人員更樂意向消費者推薦一些有同類藥效但價格較高的“替代藥”。
藥品療效好、價格低，自然會成爲百姓的用藥首選。但是受百姓歡迎的這些藥品爲何不爲藥品生產和經營企業所青睞？山西省物價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藥品降價後，藥品生產企業利潤大幅下降，連鎖反應之一就是降價藥斷貨。因此，每次降價後都會有一些藥品從患者的視野裏消失，用不了多長時間一種新名稱的藥品便會“面世”，成分與此前消失的藥品大同小異，但藥價卻高了許多。
以“阿司匹林”爲例，原價爲每10片0.3元，更名爲“巴米爾”後售價成爲每10片6.3元。這位工作人員表示，藥品一旦“登上”降價目錄，不久就會從藥商的供貨單上消失，本想惠及患者的降價努力也就化爲烏有。
記者從山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瞭解到，藥品通用名是國家規定的統一名稱，而商品名則是藥廠起的名字，一個通用名可能對應幾個商品名。高利潤空間促進一些廠家和藥品代理商更“偏愛”新藥的生產和銷售。
醫療機構：藥品招標認利益不認質量
廉價藥在藥店蹤影難覓，而佔據藥品消費市場80%的醫療機構用藥價格又如何呢？
記者從山西省衛生廳瞭解到，山西省在1999年開始推行醫院藥品集中招標採購模式，初衷在於平抑藥價，打破醫院與企業之間的一些不正購銷之風。但政策實行至今，醫院藥價依然居高不下。
2006年山西藥監部門對太原百家醫院聯合招標採購的七千多個品規藥品調查顯示，所有品規藥品的售價都高於藥店零售價。抽查對比發現，醫院售價比藥店零售價平均高出30%，最高達到幾倍以上。此外，抗生素、抗腫瘤、心血管和神經營養類藥品新藥醫院平均售價是平均出廠價的7.6倍，差價最大的達26倍。
據介紹，按規定醫院招標藥品價可在中標價基礎上再加15%的利潤。如山西大同某藥廠生產的注射用阿莫西林/舒巴坦鈉，每支出廠價只有9元，中標價爲34.69元，醫院按規定加價後賣給患者是39.9元，給大夫提成13元。
山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高國順表示，藥品招標政策問世之初本在緩解百姓看病貴之痛，最終卻使醫療機構的藥價虛高披上了合法“外衣”。在這種體制下，更多藥廠熱衷於生產包裝花哨而療效低下的藥品，還有的藥廠想方設法讓“問題藥”中了標。
藥品降價“博弈論”
太原市民孫二亮說：“藥品降價最終是要使百姓受益，因此藥品降價的思路、方向和角度終歸是立足百姓。如果藥店和醫療機構藥價不降，藥品降價經層層折扣之後到消費者手中時與過去相差無幾，百姓怎能真正得到實惠。”
山西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魏中海認爲：“其實感冒患者通過喝水、休息的方式很快就能痊癒，至多再用幾服幾元錢的中藥就足夠了。還可用幾角錢的阿司匹林就能見效。但是患者一旦到醫療機構就診，沒有百元左右出不了醫院門。雖然近年一直‘喊’着藥品降價，但面對‘處方’患者多是沒有選擇權的。這種‘小病大治’‘超範圍用藥’的現象愈演愈烈，不僅給百姓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更可怕的是濫用不必要的抗生素藥物，會給患者本人造成藥物性的副作用。”
山西省衛生廳藥品招標辦主任趙殿龍告訴記者，2006年山西首次實行醫療機構藥品網上競標，首次競標有6000多品規藥品參加，其中多數是抗腫瘤和抗生素藥物。由於使用者有限，所以百姓受惠感覺並不明顯。今年4月1日起，山西省醫療機構將實行第二輪競標價，涉及1萬多品規藥品，大部分爲普通藥類，降價幅度將達到30%以上。趙殿龍認爲，較上次相比，百姓從藥品降價中的受益感應明顯一些。
“藥品消費是一種不對稱的消費，除極少數的日常用藥外，患者吃什麼藥、吃多少藥，都只能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被動消費’。”山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武樹和認爲，中國真正的藥品消費者是醫生。醫療機構是藥品使用單位，更是藥品經營單位，減輕百姓用藥負擔的關鍵還在於降低醫療機構的用藥價格。
“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之間存在隱性‘博弈’，是造成藥品降價‘落地感’不強的又一原因所在。”山西長治市藥監部門負責人劉星指出，地方保護主義決定着藥品的“源頭”價格。同樣是“阿莫西林”，由於不同省份物價部門的不同定價，不同產地的藥品定價自不相同。各地藥店、醫療機構被“指導”經營、用藥時也會首選“本地產”，這種現象在山西、浙江和上海等地都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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