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她，圍攻她，凡此種種，投射的是當今社會的集體潛隱緊張
于丹是當代中國大衆文化生產機制所創造的衆多神話之一。就像這個機制曾經創造了“超女”、郭德綱、張藝謀、易中天、王朔一樣，它也創造了于丹這個可以向大衆提供文化消費的符號。所以，我們在思考于丹現象的時候，總要先弄清它的屬性，纔不會犯“十博士聯名‘倒於’”這樣的錯誤。
當代中國的大衆文化消費興起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最初幾年，2000年以後得到較大的發展，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大衆的消費慾望，與10年前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對於大衆文化生產機制和消費行爲的研究，卻一直表現得相當滯後。文化界對於大衆文化的反應，基本停留在道德譴責和趣味分歧上。就像這次“十博士聯名‘倒於’”以及衆多讀者對於丹的批評和質疑，雖然立場不同，角度不同，有人指責她的心得“是對經典的猥褻與糟改”，也有人批評她用專制文化的糟粕愚弄大衆，但她的“淺”和“俗”，她的快餐文化特徵，幾乎是所有人的一種共識，包括她的粉絲，甚至也不避諱說她的書屬於“心靈雞湯”。
所有這些對於丹的批評，不能說全無意義，但事實上意義不大，猶如高射炮打蚊子，聲勢有了，實際效果則很難說。所以我想，與其大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論出個是非對錯來，還不如後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誰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夠迅速地被社會大衆所接受，其內在的依據或邏輯究竟是什麼？爲什麼一些學者以及衆多的讀者(欣賞于丹的讀者也很多，甚至更多)，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在這個事件當中，究竟投射了怎樣的當今社會的集體潛隱緊張？我只是覺得，如果我們能夠認真、深入地思考和討論一下這些問題，那麼，可能比指出于丹的書裏有多少硬傷，她的心得是不是歪曲了孔子、莊子的本意，她所熬製的這鍋“心靈雞湯”是大衆的補藥還是毒藥，都更有意義。
有一點很清楚，于丹是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造就的。正是電視媒體強大的傳播功能將於丹一下子推到大衆面前。于丹能夠迅速走紅，被社會大衆所接受，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中央電視臺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強化了它的傳播作用。
這裏有兩個問題，首先，電視媒體強大的傳播功能會不會造成媒介的霸權和專制？它是不是傷害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樣性？而大衆的行爲又在怎樣的程度上被這個傳播系統所操縱？其次，以中央電視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以及它所兼有的意識形態和商業經營的雙重特徵，有沒有可能造成這樣一種後果：它把經過自己篩選、甄別的一種思想、一種觀念、或一種行爲準則，作爲商品推銷給社會大衆，而社會大衆只能在懵懵懂懂中成爲被動的接受者？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我們從於丹現象中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在這個過程中，中央電視臺名利雙收——所謂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關於電視》一書中曾經談到電視與商業的關係，他認爲，早年的電視還能關心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義的產品並注意培養公衆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電視卻極盡媚俗之能事來迎合公衆，其背後正是商業邏輯在起作用。而商業邏輯對電視的作用則最終體現在收視率上。高收視率必然帶來高額廣告利潤和商業資助，它所付出的代價，則是使電視從信息、文化的傳播手段淪爲某些人的“印鈔機”。
事實上，我們從《百家講壇》對於丹和易中天的經營中不難體會這一點。甚至，《百家講壇》的製片人萬衛也不避諱這一點，他曾表示，就是要把這個節目做給更多的觀衆，做給那些不讀書或者沒有時間讀書的觀衆，“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推出受觀衆喜歡的學術明星”。所以，對於來自學術界的批評，他乾脆不屑地說：“搭理他們幹嘛！”這種態度典型地表現了身居強勢媒體的發自內心的優越感，說明他們根本無意討論嚴肅的文化問題。那麼他們真的只是出於向觀衆普及傳統文化這樣一種高尚的動機嗎？我倒寧願他們是這樣想的。但是，收視率可能帶來的巨大商業利益還是深深地吸引着他們，爲了獲得更多的收視率，他們寧肯傷害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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