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爲連續六屆的中央候補委員，他最難忘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歷史性會議，最受影響的是身爲“小巷總理”的母親的言行，最牽掛的是基層百姓的生活冷暖，最痛恨的是利令智昏而背叛人民。
落座，記者笑了笑：“楊主任，您海拔多高？”楊永良也笑了笑：“淨高一米八七。”
同這位自稱在全國“省部級幹部中身高位列前三名”的湖北省委副書記、湖北省人大主任的交談，其實是很輕鬆的。一口淮南鄉音未改，採訪中我們一再被他那平和不失激情、平實不失精彩的對答所表現出的魅力感染。
楊永良是安徽長豐人，在安徽工作生活了整整50年。
“離開家鄉已10多個年頭了，現在好像還一切歷歷在目。調離我也沒有思想準備，但也沒有猶豫，畢竟自己是管幹部的，對中央的精神比較瞭解，當然感情上有留戀。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北京爲此還專門找我談過話，我十分感謝中央對我的關心。”
1994年11月，楊永良進入湖北境內，邊走邊考察湖北老區的經濟狀況、黨的政策落實情況，再到湖北省委報到，才接受正式任命，主持省委常務工作。
無論是此前在安徽，還是此後湖北，楊永良都是中國改革的見證和實踐者。
“六朝元老”
1961年初秋，17歲的楊永良自煤礦職工學校畢業後，被招工爲淮南大通煤礦供應科的一位工人，不久進入煤礦職工學校學習。
由於吃苦耐勞，樂與羣衆打成一片，思想進步，在同時招工的100多人中他很快脫穎而出，當選爲團支部書記，爾後歷任採煤一隊副指導員、副科長、科長、採煤二隊黨支部書記等職。
1973年底，楊永良當選爲淮南大通煤礦政治處副主任，不久被任命爲礦黨委副書記。顯然，30歲前的楊永良一路凱歌，讓同事們刮目相看。
1977年6月，安徽省委改組，萬里被黨中央任命爲省委第一書記，提出“不搞路線鬥爭，要抓經濟建設”，並開始解決“四人幫”長期破壞的問題和領導班子問題，重新審查十一大代表。安徽省煤礦戰線當時職工達30餘萬，安徽省委決定從煤礦戰線選一個有文化、有發展潛力的縣級以上的幹部。時任淮南大通煤礦黨委副書記楊永良的得票集中，於是省委組織部進行考察，考慮推薦楊永良爲十一大代表。可是，該礦礦長已是十一大代表，怎麼辦？省委決定將此方案交全礦1000多名黨員討論，結果大家贊成調整。而後萬里又親自出面與礦長談話。最終，楊永良任黨的十一大代表，礦長任全國人大代表。
讓楊永良沒有想到的，他出席這年8月12～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採訪中，記者笑言：“您早在近30年前就是中央候補委員，至今也是中央候補委員，可謂六朝元老。”楊永良笑答：“當時，會議進行到選舉階段，我發現委員候選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很吃驚，急了，於是找萬里。萬里做我的工作，說這是中央反覆考察定下的，誰也改變不了的。”
本來當上十一大代表就很高興，被選爲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楊永良不免有些激動。
時年34歲的楊永良出席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會會。時光已翻過近30個年頭，楊永良對當年全會的一些細節已經不很清晰，但此次會議上大多與會者堅決反對“兩個凡是”，他記憶猶新。楊永良回憶道：“鄧小平就是在那次會議中被確立了核心的領導地位，得以重新主持國家政治和經濟建設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貢獻還有，提出和解決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問題。”楊永良感嘆，若當年“兩個凡是”佔了上風，中國這近30年的改革歷史恐怕要重寫。
大多數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或已作古謝世，還有一些同志，在那次會議後也淡出中國的政治舞臺。可是，楊永良不僅是這次劃時代會議的見證者，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政策的實踐者，至今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執政爲民。
兩次“紅色之旅”
楊永良視赴京到中央黨校學習爲“紅色之旅”。
1978年，楊永良被組織選派到中央黨校進修學習。這次學習，時間安排得很緊湊，講課的老師陣容強大，既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實例的剖析，講得生動活潑，楊永良一點也不感到枯燥。每天下課放學後，楊永良都有一個感覺：時間不夠用。
讓楊永良沒有想到的是，自中央黨校學習結束一返回，便被任命爲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黨組書記。離開煤礦赴任時，他與職工難捨難分，一路三回頭。
由於楊永良主政的安徽共青團工作有活力、有生機，受到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表揚。一年後，被調任合肥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主管經濟工作。
1983年9月，楊永良又考入中央黨校培訓部學習，爲期兩年。這次自北京回合肥，等待楊永良的又是一次職位變動。1984年底，他被任命爲安徽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書記。從此，政治生涯步入一個新的天地。
出任安徽省合肥市委書記不久，楊永良碰到了一場政治風波——
1986年10月開始，在合肥市的中國科技大學的一部分學生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煽動下，鬧起了學潮。隨之影響到上海，進而波及北京，12月份進入了高潮。12月23日下午3點，在中國科技大學原副校長方勵之等人的煽動下，以中國科技大學爲主的3000名學生到合肥市政府靜坐，要聲援上海交大。晚12點，天很冷，學生仍沒有撤走的動向，怎麼辦？楊永良和市長等人商量，學生幼稚，關鍵要堅決同方勵之作鬥爭，寸步不讓。同方勵之較量多次後市委明確表態，方勵之等人再不將學生帶走，市委將維持秩序的公安幹警一律撤走，學生安全造成的一切後果由方勵之等人負責，沒有商量餘地。方勵之等人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明確態度後，無機可乘，只好將學生帶回，避免了更大的動亂，穩定了局勢。
母親影響了成長
談到對自己成長影響較大的人，楊永良不加思索地說：“母親！我的母親長期在基層擔任居委會主任，爲周圍的老百姓服務，雖然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但中國婦女的特點集中體現在她身上——勤勞、善良、大度、慈愛。我在她的言行中受到教育。”
楊永良的母親常素華儘管只是一個“芝麻官”，但身爲“小巷總理”的她心裏總惦記着困難居民的事，東家走走，西家看看，小事操心、難事掛心。在楊永良的記憶裏，母親的威信很高，居委會的羣衆，家裏兩口鬧了矛盾，或鄰里有些糾紛就找到楊家“討”個說法、評評理。這時，常素華總是不迴避矛盾，樂於解開居民的糾紛疙瘩。
1990年，常素華因病離開自己的崗位。遺體告別的那一天，場面十分感人，幾百名羣衆自發前往送行，一些地方領導也聞訊送上最後一程。一個小小社區居委會主任竟得到羣衆如此敬重，作爲兒子的楊永良在心靈上受到震撼。
任湖北省委副書記以來，楊永良每年都要處理大量的人民來信。向他反映問題，只要他聽到、看到，總是積極溝通，及時批示、處理。
有一次，三四百人的上訪羣體找上門來，可謂羣情激憤。楊永良沒有退縮，而是在第一時間出現在上訪羣衆面前，提議他們選出9個人作爲代表，進行對話。爲此，他同上訪羣衆一樣，不吃飯，接連對話整整5個小時。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外邊的上訪羣衆等候裏面“談判”的結果，裏邊的人一邊是坦陳實情、一邊是認真傾聽和耐心解答。最終屬於政策內的問題解決了，上訪代表感到問題只能這樣解決，感激不已：“楊書記，真的感謝您親自接待我們。”這時，楊永良也有些動情，並有些內疚：“基層如果能多爲羣衆想一想、多說幾句暖心話，各個環節通力協作，很多類似的上訪可能就會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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