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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娃
1991年蘇聯解體後出現了無政府時期，國家一度陷入混亂……之後，結果證明俄羅斯人並不喜歡這種新『自由』，發覺自己還是懷念過去的統治者，譬如伊凡雷帝和斯大林，因為他們曾使社會穩定而有秩序，鼓舞人民的愛國熱情，讓全世界覺得我們是一個大國
妮娜·赫魯曉娃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嗅到了美國味。
她肌膚白皙，長著俄羅斯人秀美挺拔的鼻子，靜默時眼神幽深。那條紅色綢巾緩衝了黑絨外套的嚴肅，閃爍的耳鑽和架在褐色短發上的墨鏡泄露了一點時尚訊息，而那個典型的美國手勢：勾起四指打『雙引號』泄露了另外一些信息，譬如她來自紐約，而不是莫斯科。
這是3月23日上午，妮娜跟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同學講著『世界由垂直變為水平，美國無處不在』，而幾天前在邀請方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以及後來途經的北京豆瓣網，她都在談論納博科夫。
她已經看到許多摩天高樓、巨型商場、星巴克、麥當勞和肯德基，這與她來中國之前讀到的毛澤東著作中的『糖衣炮彈』一下子發生關聯。她試著跟同學們分析，這些東西為什麼讓人愉悅和舒適，接著又怎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全球的文化景觀，包括新聞報道。
她舉起兩張影碟：根據納博科夫小說《防御》拍攝的好萊塢電影以及獲得奧斯卡幾項大獎的《美麗心靈》，均有詬病——
『《防御》講的是一位象棋大師沈迷於棋局帶給他的幻境，沒有辦法應對現實的悲劇命運，被好萊塢拍成電影。劇情沒有改變，但改用一種美式的輕松口吻講故事，最後安排主人公從面向林陰大道的窗口跳下去，觀眾可以看見他的屍體，還有一個葬禮。但是原著中沒有交待結局，俄羅斯小說的結尾大多是含糊的，因為作家習慣於把想象的空間留給讀者。但美國人一定要用物理的、視覺的東西來描述，一定要用物質來證明，高級的文學就這樣被好萊塢化了。
『現在，許多國家的文化都在主動或不自覺地向美式版本轉化；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成了一種文化，那麼各種文化的獨立性、個性將不復存在。』
一位女生站起來說：『我覺得美國電影裡的勵志很好啊，我從中獲得勇氣；我覺得吃麥當勞也很好啊，效率很高。』
『我已經沒有什麼要講了，因為你已經把美國文化是什麼說清楚了。尼克松說過，奶油和乳酪的力量超過槍彈。』尼娜平靜地說。
兩天後，在下榻的賓館，妮娜從車馬勞頓中緩過來，接受了本刊的獨家專訪。她已逛過城隍廟，說喜歡上海，因為『它是一座城市，一座有人性的城市』。
赫魯曉夫打破了
對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
人物周刊：事隔半個世紀回頭看，你個人如何評價你外祖父在1956年蘇共20大上所做的顛覆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妮娜：我認為這篇演說是20世紀俄羅斯政治史上4個重大事件之一，僅次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5年的戰勝納粹德國，還有戈爾巴喬夫上臺改革。它代表著一個體制即將瓦解、自由終將取代恐懼的開端。它的意義在於闡明了：人是可以被批評的，人世間沒有『神』。
人物周刊：你認為赫魯曉夫真的打破了個人崇拜嗎？
妮娜：是，我認為他做到了，而且是廣泛意義上的，不僅針對斯大林一個人。之前的『神』倒下了。
人物周刊：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的政治制度上的『修正』，與後來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
妮娜：戈爾巴喬夫曾在許多場合稱赫魯曉夫是他的導師、前輩，他主持的改革是前人未競事業的延續。
人物周刊：赫魯曉夫曾經宣稱，在幾年之內趕超美國的農業產值，這很像中國的『大躍進』。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代價，前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妮娜：我覺得沒有可比性。赫魯曉夫當時想搞聯盟，所以宣傳上用這種口徑『趕超美國』，叫叫而已，實際上許多緩和的政策已在試水；中國50年代效仿的其實是30年代蘇維埃政權的做法，那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權、高度計劃經濟，所以後來造成大飢荒。在前蘇聯，沒有死人。
人物周刊：你對1991年發生在前蘇聯的巨變怎麼看？你認為必須經歷這麼劇烈的震蕩嗎？
妮娜：我是贊成解體的，它是一種理想的幻滅。赫魯曉夫確實試圖改革國際共產主義，但沒能成功。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解體後前蘇聯的蘇維埃遺產留下了什麼？
妮娜：俄羅斯對大國的渴望。我不能肯定，這是前蘇維埃遺產，還是俄羅斯的國民性使然。
人物周刊：去年你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俄羅斯仍然熱愛斯大林》，能否簡要說說，為什麼俄羅斯仍然熱愛斯大林？
妮娜：簡而言之，俄羅斯人沈浸在對逝去輝煌的緬懷中。1991年蘇聯解體後出現了無政府時期，國家一度陷入混亂、貧困、犯罪、寡頭、憤怒和失望。之後，結果證明俄羅斯人並不喜歡這種新『自由』，發覺自己還是懷念過去的統治者，譬如伊凡雷帝和斯大林，因為他們曾使社會穩定而有秩序，鼓舞人民的愛國熱情，讓全世界覺得我們是一個大國。
在徹底否定過去的過程中(正如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樣)，俄羅斯人被告知，蘇聯時期是毫無意義的——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拒絕承認共產黨統治時代積極的一面。這種完全否認過去的傾向在俄羅斯很普遍，它使懷舊情結根深蒂固，而斯大林留著八字胡的形象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
人物周刊：你跟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有過接觸嗎？你如何評價她的那本《僅僅一年》？
妮娜：沒有(立刻搖頭)。那是本很好的書，你能從中體會到做斯大林——一個被全世界許多人恨著的人的女兒，是多麼艱難的事。我是赫魯曉夫的外孫女，我有同樣的經歷和感受。我對她(阿利盧耶娃)始終懷著敬意，因為她離開祖國，去往美國，寫出這樣一本書，盡量讓自己的生活能過得好一些，而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陰影之下進行的。
人物周刊：當烏克蘭和其他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時，你的感情有沒有受到衝擊？你是否會格外關注今天的烏克蘭的政治和經濟？
妮娜：啊，我要澄清一下，許多人以為赫魯曉夫是烏克蘭人，不，不，他是俄羅斯人。他出生在(拿過紙寫地名)Kalinavka，是靠近Kursk(庫爾斯克)的一個小村莊。他只是在烏克蘭長大。
烏克蘭宣布獨立時，我沒有受到情感上的衝擊，倒不是因為家族的原因，而是我在政治立場上支持季莫申科的橙色革命，支持那種獨立精神。我曾經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過兩篇文章，就是講我為什麼認為烏克蘭應該獨立。
人物周刊：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交往以及中蘇之間的紛爭，你通過什麼途徑了解？在你眼中，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歷史人物？
妮娜：看書、文章，或者通過互聯網……總之讀那些譯著。
毛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正如宣傳的那樣。那些書寫得很好，我讀的時候能感受他寫作時的情懷，感受到中文之美，因為中國人喜歡用比喻、象征這些修辭手法，而這些在西方共產主義國家是沒有的。
毛也是一個人，不是神，就像斯大林也不是神一樣。是人就會犯錯。我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的功與過應該由更合適的人評價。
美國不好也不壞
人物周刊：1991年你去普林斯頓大學以前，輿論灌輸給你的美國和你後來親眼看到的美國有什麼不同？
妮娜：1991年我離開前蘇聯的時候，它還沒有解體，所以我能看到的關於美國的資料很少。我當時也很想知道，那到底是個最偉大的國家還是最壞的國家。生活了這麼多年(16年)，我認為美國不像美國人自己說的那麼好，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壞，它就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美國人很善於做公關，他們能夠與全世界打交道，不斷調整大家對美國的看法。
人物周刊：你生活在美國，用流利的英語批評美國，不會帶來麻煩？
妮娜：不會。我所在的New School大學是一個為移民辦的學校，很開放。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批評美國，但不代表我反美，事實上我喜歡美國。
許多人都住在美國罵美國，這就是民主的意義之一吧。
人物周刊：納博科夫曾經對記者說，他非常喜歡當美國公民，你呢？你會成為一個美國公民嗎？
妮娜：納博科夫是移民美國，他不能回俄羅斯，而我經常回去。我現在有兩個國籍，俄羅斯和美國，但前者是我的祖國，後者只是為我提供一本護照，讓我方便去其他國家。
納博科夫對俄羅斯的復雜情感
人物周刊：當年為什麼選擇納博科夫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為什麼說他是『21世紀的普希金』？
妮娜：我寫那本書(《想象納博科夫》，今秋將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出於對文學的喜愛，納博科夫不是我研究的主要對象，我研究的課題是俄羅斯政治。
納博科夫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流亡到美國，從一個自然封閉的國家一下子進到一個非常開放的國家，從計劃經濟一下子面對市場經濟，他的種種反應和思考表現在作品裡，體現了轉型期的文化和人心。他在超過半個世紀前就預言了俄羅斯的政治命運——從共產主義中獲得自由，並緩慢而痛苦地創造一種個人主義和競爭的資本主義文化。他深深知道俄羅斯需要什麼，這和目前俄羅斯正在進行的政治變革相關。我甚至認為他是一個政治作家，他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納博科夫曾經想把《洛麗塔》的最初幾章燒掉，為什麼？
妮娜：他最初只是為自己寫作，沒想過寫好了要交給誰出版，我猜他寫得不滿意就想毀掉，這很自然。
他是在表達個人情感：洛麗塔和亨伯特間的關系，其實就是納博科夫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拋棄和背叛、出身之地和割捨不掉的故鄉感糾纏在一起。我想，他寫作時的心情是復雜的。
人物周刊：你怎麼評價亨伯特和少女洛麗塔之間的關系？從女性的角度，你會覺得這種關系不道德、不體面嗎？
妮娜：我想，這兩個形容詞都不很恰當。這是個更復雜的故事。一個人的生活和他的自我感覺與外人對他生活的評價是有關聯的：亨伯特陷入自我厭惡，所以讀者也覺得他的生活是不潔的、有問題的；書中還有兩個人物，一個喜歡男童，還有一個特別喜歡女童，他們心安理得，所以讀者也不覺得什麼，其實他們(這種同性戀)更不體面。納博科夫稱亨伯特『惡棍』，其中是有非常復雜的涵義的。
人物周刊：他的小說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並不輕松，如果沒有《洛麗塔》，你覺得他會不會是一個作家們的作家，很難受到大眾矚目？
妮娜：不，絕對不。前蘇聯強調國家和集體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卑微而渺小。納博科夫完全是以個人的形象出現，沒有宏大敘事，只講一個人的痛苦和快樂，這在當時是一種新形象，他的地位無可取代。
人物周刊：你喜歡索爾仁尼琴嗎？你如何評價《古拉格群島》？
妮娜：《古拉格群島》描寫了幾千幾萬人的犧牲，對『斯大林主義』提出質疑，以前沒人發出過聲音，所以我認為它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本書，索爾仁尼琴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個作家。納博科夫是21世紀最重要的，所以我說他是『21世紀的普希金』。
人物周刊：除了納博科夫，你還喜歡哪些作家？
妮娜：我喜歡卡夫卡、普希金、果戈理，納博科夫不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我也不喜歡。他追求宏大敘事，在《罪與罰》中他說：『我們很落後，但我們有靈魂。』這句話納博科夫和我都認為很有問題：這種精神上的優越感，認為別人都在他之下，是一種拒絕姿態，不會去參與競爭，還是有壟斷、獨裁的意味。一旦不落後了，就像現在美國那樣『獨大』，要發動伊拉克戰爭，覺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需要改造的。它鼓吹人權，但美國並不是世界上最有人權的地方。
中國有美國味，但不是美國化
人物周刊：前天你說，在北京看到一些相互矛盾的景象，能舉例說說嗎？你感覺中國正在美國化，對嗎？
妮娜：哦，當時是講到我的一些粗淺見聞。我的意思是，過去像摩天大廈、麥當勞這些都屬於『糖衣炮彈』，是要批判的：『這還是社會主義嗎？』但現在，我看到中國政治上的混合式發展，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得比較好。現在你去歐洲，像丹麥、英國，皇權與民主也相處得不錯，政治形態都在應時而動。我覺得中國是一個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國家，帶點美國味，但不是美國化，我沒有將它視為一個『西方國家』。
人物周刊：所以你贊同鄧小平先生的『摸著石頭過河』。你認為這是長久之計嗎？
妮娜：對對，我非常喜歡鄧小平先生的這個『摸著石頭過河』(在桌面上移動雙手，作過河狀)！它是溫和的，非激進的，一步步向前的，不會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大起大落。我覺得它是長久之計，我相信未來屬於中國。
人物周刊：赫魯曉夫這個姓氏帶給你的主要財富和創痛是什麼？
妮娜：我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托著頭想了會兒)在俄羅斯，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姓，人們會猜測你是赫魯曉夫的什麼人；但在美國，他們對這段歷史沒什麼大感覺，而且俄語中我們家族女性姓氏的發音是『赫魯曉娃』，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我是無名人氏。
這個姓氏讓我覺得跟歷史貼得很近。我曾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痛苦掙紮過，那種受罪讓人身心疲累，所以我去了美國。已經有無數人問過我：為什麼生活在美國？但他們為什麼不去問一個住在美國的英國人或法國人，而只問俄羅斯人或中國人？我現在生活比較安逸，我要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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