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裏到底能不能接納異己？能否兼容幷蓄？高校爲什麼出不了大師？高校爲何缺乏創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答案。”
以提出“大學衙門化”而著稱的“明星級”學者張鳴最近遇到了麻煩，他被撤去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主任一職，幾天前他給本刊記者打電話稱“可能連教授都要被解聘”。
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張鳴說自己爲一個學術人才評教授職稱仗義執言，卻因爲頂撞院長而被撤職。
這位經常在報刊上就公共問題發表評論的學者正在使自己的遭遇成爲公共事件。他接連在自己的博客上就此事發表文章，一週內，他的博客點擊率從100萬驟升至150萬。
事件的另一方，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李景治連續發出四封公開信予以迴應，認爲撤職的程序沒有問題，並多次指責張鳴的所作所爲破壞了學院的穩定。
一時間，網上熱議如潮。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一些教育界人士認爲，張鳴撤職事件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私人恩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一位副院長認爲，討論張鳴事件本身意義並不大，關鍵是給人們的啓示。他一連向記者作了幾個反問：高校裏到底能不能接納異己？能否兼容幷蓄？高校爲什麼出不了大師？高校爲何缺乏創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答案。
行政完全操控了學術？
張鳴說，他覺得自己被撤職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學院的一場教授職稱評審會。“我兩次發言極力推薦候選人蕭延中，都被院長李景治強行打斷，我當時非常憤怒，向他表示‘請您讓我說完’，他的臉色很難看”。
記者瞭解到，張鳴是1996年畢業留校的，他主要研究中國製度、農村政治與文化，出版多部專著。2006年4月，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師代表進行投票，張鳴高票通過當選系主任。
然而，任職不超過一年，他便被國際關係學院宣佈撤職。張鳴向本刊記者抱怨說，在撤職之前，沒有任何人找他談話，整件事從程序到手續都是違規的。“蕭延中的學術地位人盡皆知，我在捍衛學術的權威，卻被粗魯地撤職”。
3月16日，張鳴開始頻頻接受媒體採訪，講述自己對撤職事件的看法，他還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寫文章公佈自己被撤職的內幕。3月12日他寫的《也許，我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一文，短短几天內點擊率接近7萬，留言超過千條；後來又寫了《我爲什麼與領導結下樑子》《我已經榮幸地被撤職》等文章；他還應邀到天涯社區、博客中國進行網絡訪談，參與討論的網民衆多。
隨着媒體報道和社會輿論的跟進，人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壓力越來越大，院長李景治先後在學院網站上發出《團結奮進，努力建設和諧國際關係學院——致全院師生員工的一封公開信》、《誰要“逼”走張鳴教授——人大國關學院致全院師生員工的第二封公開信》《國際關係學院是怎麼評職稱的——致全院師生員工的第三封公開信》等4封公開信，與張鳴在網絡上展開了交鋒。
在這些公開信中，李景治總結了人大國際關係學院發展的種種不易，呼籲全院教職員工以大局和學院的發展爲重。針對張鳴所說的“政治學系一直得不到學院重視”的說法，李景治回答說，在全院21位教授中，政治學片教授佔12位，這充分、最好地說明國際關係學院並沒有對政治學的輕視。
李景治描述張鳴是一個專橫的人，不許其他人提出對蕭延中評教授的不同意見，還說要是蕭評不上就是“天理不容”。李解釋道，政治學教授崗位已滿，無法再撥給申請名額，後來蕭延中是在學院領導的極力爭取下才評上教授的。
張鳴反駁說，人大國際關係學院的所有問題，都在於“行政完全操控了學術”，“教授的力量實在太小了，在這種教育體制下，領導讓教授方就方，讓教授扁就扁，更痛心的是在這種教育體制下，人才將被培養成奴才”。
參加論戰的範圍在擴大。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蕭延中公開向媒體表示，李景治公開信的內容“不屬實、不恰當”，自己“感到非常吃驚，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蕭延中寫了《致李景治院長的一封信》，出現在網絡上。信中稱，當時“十分憋屈”的他直接給校領導寫信反映了情況，“學校領導不僅親自過問了此事，而且學校職能部門還根據我的專長和學校學科結構調整的需要，提出瞭解決我的問題的具體方案。這使我大爲感動。”“我絕對不認可您所說的意思：蕭延中被評爲教授是國關學院核心領導層積極爭取的結果。”
高校管理體制又被熱議
李景治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張鳴被撤去系主任一事，是學院領導班子職務範圍內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組織程序，張鳴的一貫言行“早就不適合擔任系主任這一職務”。
他還說，張鳴雖然被撤職，但仍然是博導、教授和政治學片導師組負責人，目前事態已“基本平息”。
但由此事件引發的各種討論遠未結束，網絡上對張鳴的看法分爲截然不同的兩方。一方認爲張鳴是譁衆取寵，破壞學校穩定。一位叫“人大紫滕”的博友就在文章裏列舉了張鳴的“不誠、不信、不義、不勇和不智”，認爲張鳴裝可憐，想博得輿論同情，達到把李景治趕下臺的目的；還認爲張鳴言行不一，故意略去了事件一些最關鍵的細節。
但更多的人稱讚張鳴是“反對強權的鬥士”、“人大的英雄”，並把他與近兩年批評高校管理體制、建議進行改革的陳丹青和丘成桐相提並論。
2005年底，著名畫家陳丹青因爲不滿博士生招生制度，憤而向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提交辭職書，引發了一場大討論；2006年，中科院外籍院士丘成桐質疑北大引進海外高級人才作假，引發震動；眼下，中國高教界又出了“張鳴事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時殷弘說自己無意評論張鳴事件，但他表示這一事件大體反映了中國高校的一些現實狀況，“高等教育管理太行政化的說法應該是成立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應該考慮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了。”
時殷弘說，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反映的主題重大而深刻，嚴重滯延了中國高教走向國際一流的步伐。“大學裏的學術委員會，本應是行使學術權力的機構，但遠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高校行政和高校學術息息相關，但兩方需要平衡，行政權力是大學發展不可缺少的，但不能過於強勢。”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人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副院長認爲，我國高校的管理體制很獨特：高校由公共財政撥款，校長的權力遠大於一般國有企業，掌控程度也遠大於國企，能動員的資源更多，加上行政領導權力過大，很容易導致權力運行的無序化。
教育問題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一直關注着張鳴事件的進展，他不客氣地批評說，中國高校正處於一種缺乏人文氣息、機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窘境。“在一個行政化、等級化、權力至上的生存環境裏，只適用叢林法則，即生存爲第一要義。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我們甚至無法要求大學教授們去堅持‘做人’和‘做學問’的底線。”
張鳴認爲，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高校學術與行政的矛盾並不突出，後來國家設立了“211”和“985”項目，經費多了，更容易激起利益之爭，現行科研機制造成“有資源就是老大”的現實，高校資源崇拜遠勝於學術崇拜，經過十多年的畸形發展，現在“到了該擠膿包的時候了”。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分析說，高校行政化的另一個原因是，隨着高校近十年來的飛速擴招和發展，遇到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更多時候需要依靠行政力量調動社會資源解決，在這種背景下，高校的行政力量得到空前強化。
“我不是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張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教育體制改革是一個很長期的工程，我不奢望一下子徹底改好，但我希望能逐步改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