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生說，“他怎麼不曉得痛？”
2006年11月8日，方永剛住進大連市210醫院第五天，給六弟方永強去了一個電話，“醫生說我腸子爛了，要嘎一截。”
“嘎”是“割”的意思，聽起來就像一把大鋸子嘎吱嘎吱地來回拉。
六弟方永強說，“行啊，嘎吧，嘎了一截，縫上就行。”
在企業工作的方永強當天有事就沒去醫院。這個家庭的成員們對病痛災難普遍都有些麻木和遲鈍。
但第二天早上9點，方永強又接到了嫂子迴天燕打來的電話，哭着說，“你曉得你哥是啥病嗎？檢查出來了，結腸癌！你快點來！”
奔到醫院，方永強在樓梯口遇到了迴天燕，是專門來堵他的，“醫生說暫時不跟他說，你就裝作是出來辦事，順道來的。”
方永強進病房，一看他哥，除了臉色蒼白有點瘦以外，還照樣活躍着呢，堆了一堆書在旁邊看。正好一個月前，他給醫院講過“八榮八恥”的講座，所以很多醫生都認識他。現在住院了，照樣興致勃勃地跟管牀醫生討論，“醫患關係怎樣才能和諧？”
手術前一天，麻醉醫生張峯提前來溝通，病人才吞吞吐吐地問道，“張醫生，麻醉藥用量能不能小一點……我還要用腦子搞研究……麻醉會不會……會不會把腦子弄遲鈍了？”
11月17日早晨8點半。手術已經半個小時。手術室的門突然開了。
主刀醫生胡詳急急地走出來，問，“誰是方永剛的家屬？”
胡詳是210醫院專門從大連醫學院附屬醫院請來的主刀醫生，是大連有名的“胡一刀”。手術檯上，腹腔一打開，癌細胞已經瀰漫性擴散。
手術方案臨時改變，家屬同意冒險切除最嚴重部分。
1040，切除標本端出來了。醫生指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小如米粒大如黃豆的白點說，這就是擴散的腫瘤。
醫生奇怪的是：“沒見過拖得這麼嚴重的，都晚期了，他怎麼就不曉得痛？”
北京回來，人瘦了整整一圈
去年春節之後，方永剛就開始常常肚子痛，渾身不帶勁。他一直以爲是胃腸炎，痛了，就去學院的醫務室打兩天吊針。
等到去年五六月份，教研室同事發現他臉色蒼白，提醒他去檢查，一貫大大咧咧的方永剛又擺擺手說，“沒事，我使勁鍛鍊，再打兩瓶吊針就好了。”
那陣，大連艦院政治學院確實課程排得很滿。然後是暑假，但方永剛也沒閒着，寫了一本《黨的創新理論專題研究》教材，還組織研究生編寫74萬字的《親歷長征》。等到再開學，他又被抽調去北京參加全軍首屆政治理論骨幹研修班。
他的事業似乎正冉冉上升。這些年他一直不停地學習，讀了碩士讀博士，還發了上百篇論文，寫了十幾部書。
他的才華在這個研修班裏也很快顯露出來。彙報會上，他作爲學生代表發言。儘管那些天他又打了兩天吊針，但他又熬了三個通宵，和人合寫了6000字的《論長征精神的時代價值》，趕上10月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發表。
10月30日，週一上課的時候，教研室主任徐明善見到剛從北京回來的方永剛，嚇了一跳。
人，瘦了整整一圈，連脖子上的筋都看得見。手掌伸出來一看，也是嘎白的。大汗淋漓的方永剛自己感覺也不好，“渾身沒勁，發軟，這幾節課講完我得去查查。”
週一，胃鏡檢查結果出來，電話裏方永剛的嗓門又高亢起來，“沒事！就是萎縮性胃炎，我準備回家養養，搞個保守療法！”
週四一大早，徐明善接到了迴天燕哭着打來的電話。
徐明善在家裏面也哭了。
57歲的徐明善還是方永剛的碩士導師，同在一個教研室20年了，年齡又相差正好一輪，兩人處得有些像兄弟。年長的曾經跟年輕的開玩笑說，“我要死了，就你給我念悼詞！”
徐明善不曉得方永剛這次能不能像1997年那次好運。那年5月8日，方永剛騎自行車去接兒子，被的士撞了，腦袋磕在了馬路邊的石頭上。幸好，當時坐車的客人就是一個醫生，當即護住他脖子送到最近的醫院。
最後醫生對着照片說，只差一匹韭菜葉的距離，骨頭茬就能把腦神經割斷，死亡。
而那時候方永剛正擬好了一本書的提綱。信心百倍要寫書的人突然住院了，腦袋脖子統統被固定，眼睛只能看着天花板，但病人還是想出了一個法子——練習單臂舉書，開始，幾分鐘，胳膊就哆嗦，換另一隻手，再練練。就這樣，躺了108天的病人就仰着腦袋看了43本書。到12月，那本《亞太戰略格局與中國海軍》硬是讓他給寫完出版了。
都來看你，你說是爲啥啊
手術第三天，清醒過來的方永剛又抱着手提電腦整資料。
“老五啊，你這個身上還有些活躍細胞，醫生說要化療。”“活躍細胞”的措辭是跟醫生反覆商量出來的，方永強裝出隨意的語調，邊說邊瞥他哥。在大連的所有老方家的人都聚攏過來了，都很緊張。
“好啊。”方永剛照樣答應得很乾脆，一點沒懷疑。
老五一直是老方家的“旗幟”。
老家建平縣地處遼西，是國家級貧困縣，而蘿蔔溝又是最窮的鄉村。老方家有7個孩子，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哥弟倆讀書經常都是去山上套兔子到供銷社換作業本和筆。方永強有次看見母親在竈頭邊拍着大腿哭——鍋裏燒開了水，缸底卻是空的，連野菜都沒有——他就跟老五說，“我們中午不要回家，家裏沒得吃了。”
在1978年揹着家庭成分的包袱以前，老方家的幾個哥哥都參不了軍。等到1981年高考，方永剛的歷史和地理考全縣第一，老方家開始紅火起來。
老五的名字上了鄉上的廣播和縣誌。蘿蔔溝此前只有兩人考到北京和呼和浩特，從未去過上海，那陣，村裏人愛議論，“復旦，是不是孵小雞的孵蛋？”
4年後，方永剛分配到大連艦院，父親更是高興：老方家的人也能當兵入黨了。有人來賀喜，裹了小腳的母親就顛顛地跑進屋拿出大紅色的“軍屬證”，喜滋滋地說，我們家也是軍屬了。
1986年，方永剛把中專畢業的方永強也叫到大連來工作，然後，又幫三哥和四哥在城裏找了份活，挑沙搬磚，一天能掙8元錢。那時大連少有工程，方永剛就到處問，這裏有沒有活幹啊？
老五始終像兄長一樣支撐着大家庭。母親在1987年患了精神病，還沒成家的方永剛就跟學校借了一間小屋，把母親接來治病。那年老人經常到菜市場去撿菜葉子來醃酸菜，還從縫紉社撿布條來拼小枕頭。母親1993病逝後，1995年已到大連生活的父親又得了腦血栓，直到2002年去世都是老五伺候着。
每年初三，老方家人都要聚集在老五家吃飯。動筷子之前，每人要挨個發言，彙報一年的工作生活情況。老五都會總結說，“要感謝黨的經濟政策，我們家的人才能出來唸書打工，過上好日子！”
真實的病情一直被老方家人瞞得緊緊的。直到12月下旬，第二次化療結束，回家休息的方永剛有天無意中翻到了被藏起來的診斷書。
“咦，我是癌症？”他大吃一驚。
“醫生說的是……活躍分子……不規則細胞。”迴天燕搜腸刮肚地想着詞，搪塞着。憨厚老實的四哥進門來，一看瞞不住了，就一股腦把所有的事都講了。
四哥說，“老五啊，這些天大夥都在給你滲透，你說，這麼多家裏人，還有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都來看你，是爲啥啊？ ”
現實中，是主角得了絕症
徐明善很快就接到了方永剛的電話，“2007全國社科基金開始申報了，老徐，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研究》報上去吧。”
徐明善聽見電話那邊的聲音有些低沉，“癌症那個情況吧，我已經知道了，你就報吧，趁這個癌細胞沒到腦袋，我還能作點貢獻。”
這以後，方永剛又讓2005級研究生肖小平把2006級的兩個師弟楊峯和鄭曉東叫到跟前，講了兩個小時的課。
看見導師全身插着管子，講得額頭上直冒虛汗，楊峯覺得很苦澀。他選方永剛做導師是緣於兩個室友的鼓勵，“他的課講得好，我們聽過的，都成了‘剛絲’”。
“剛絲”的偶像是導師，而導師的偶像是阿甘。
“打乒乓球也要有阿甘的勁頭，開始不會打，但天天打，就能打得出神入化，”穿着一身舊球衣、個頭不足一米七的導師常常跟楊峯說，“阿甘打仗，什麼都不想，往前衝不怕死，結果成了英雄；想打乒乓球，結果也打成了國際水平；跑步，從美國的東海岸跑到西海岸，一跑就好幾年，爲什麼他想做什麼都做得成呢？”
“什麼叫大智？”導師總結說，“阿甘看起來是傻子，但是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做就一根筋地去做，不在乎別人說什麼，所以他成功了。”
楊峯心酸的是，現實生活遠比電影殘酷。電影中阿甘無往而不勝，是女朋友得了絕症，而現實中，卻是主角躺在牀上，身上插滿了管子。
幾天後，方永剛又提了一個請求，要給“國防班”上最後一節黨的創新理論課。徐明善能理解，“講了二十來年課，或許就再也不能講了，他是想去跟學生，跟講壇，做最後的告別。”
他是天生的老師。分到大連艦院，第一節課試講“巴黎公社”，他就在黑板上把整個巴黎地圖畫了出來，講得像故事一樣。轉到科社教研室後，他什麼課都接，從來不畏懼。學院近年對所有老師的課程質量綜合評定，他是全院惟一一個連續6年得A的。
他一扯嗓門，教室外面都聽得見。他自我解嘲說，“我呀，一到講臺上就覺得我是主角，兩分鐘就進入故事情節，達到忘我的境界！”
1月15日，專門理了發的方永剛穿了整齊的軍裝，腰裏揣着引流袋，站到了講臺上。他講的是《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歷史使命對海軍的基層建設提出的要求》，徐明善注意到，第一節課快結束時，方永剛撐着講臺的手直顫抖。
第二節課，方永剛坐到了板凳上，聲音更虛弱了。
他是有請必去有課必講
1月22日，方永剛又執意去大連市地稅局稽查三分局做了一個講座，講《正確理解和把握科學發展觀》。他額頭上不停地冒汗，紙巾都用了5包。堅持講了一個半小時後，他才歉意地跟人家說，我生病了，對不起大家，這次就講到這裏。
很多作過講座的單位聽說他生病了，都來210醫院探望。迴天燕注意到，這陣的方永剛似乎處於亢奮中。外面有電話來約講座，他竟然都不會推掉，而是信心百倍地說，“等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出院了，一定來給你們講課！”
“歌星有返場再唱的，講政治理論課，誰見過返場的，方教授在我們那裏就常常要返場！”瀋陽軍區聯勤部的人來，就當着艦院領導的面，誇讚方永剛的拆字法，“他說，‘和’是禾苗旁邊加個口，意思是人人都有飯吃，‘諧’是言字旁邊有個皆，意思是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帶給老百姓物質幸福，政治民主的和諧生活！”
聽見有人當面誇獎，戴着眼鏡的方教授端坐在牀上，不好意思地抿嘴笑。
徐明善也在人堆裏跟着笑。他知道，方永剛是發自內心地相信，一個好的理論體系能促進中國社會發展。他甚至常常跟人爭辯。1989年，方永剛有次去坐大巴車，聽見旁邊人在議論說東歐劇變了蘇聯解體了我們國家也應該怎樣怎樣，他就按捺不住，上去就跟人紅着脖子辯論了老半天。
這些年的遼寧，各個單位各個街道辦處處都有論壇。方永剛在十五大以後一共講了1000多場，十六大以後又講了500多場。
博士導師黃金聲曾總結說，“方永剛，有請必去，有課必講！”
他好像每場都能講到聽衆的心坎裏去。有一次在旅順口區的鐵山鎮，講“WTO對農業農民的影響”。下面的農民喊，“咱種的糧食都不好賣，外國糧食進來更完了！”方永剛就問：“大家知道爲什麼我們的小麥做麪包掉渣嗎？”然後，他引導說，“大家放心，國家是時時注意保護本國農民利益的，我們農民也要科技種田、改良品種，才能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不吃虧。”結果，一個80多歲的老人在擔架上聽了課，一定要見見“會說農村話的老師”。
導師說，“一生只愛一個！”
就在要到北京320醫院去治療的前兩天，方永剛卻突然出現了腸梗阻。210醫院想盡辦法，不得已讓他喝下一杯石蠟油。
那天下午，方永剛捂着肚子，難受得蜷在牀上不能動。守在一旁的侄兒聽見五叔嘴裏哼哼的，仔細聽，是電視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曲，“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哼着哼着，方永剛就哽咽起來，眼角滲出淚水。
守在邊上的迴天燕，緊緊捏着丈夫已經瘦得露出青筋的手，也放聲大哭。
1988年結婚，方永剛曾帶着她去過北京旅遊。現在，他們又要去北京了，但卻是去爭取活着的生機。
2月1日，下午4點。海軍專機接方永剛去北京治療。送行的人很多，方永強看見他哥把手緊貼在舷窗邊，握緊了拳頭。
一週後，黃金聲接到方永剛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說，“導師啊，我現在每天早晨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和過去的不一樣。”
方永剛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似乎趨於好轉。兩個大學同學專門從上海飛到北京去看他，幾個人就一起回憶了那陣“激情歲月”。
室友們在病房裏笑着模仿方永剛辯論時的“列寧式”動作：一隻手插在褲包裏面，一隻手指向前方，說到激動時還扭扭脖子。
復旦的飯菜也被懷念了一番。病牀上的方永剛舔舔嘴脣說，“那陣覺得啥都好吃，東坡肉、粉蒸肉，還有排骨才兩毛一，滷豬頭肉，才一毛五一碗。”
方永剛見了老同學又高興，又感慨：“你看吧，我那個行李捲還是我家最好的家當了，舊羊毛氈是奶奶去世留下的，花棉被是家裏最好的棉絮，‘洋枕頭’還是新過門的二嫂縫製的。”
那年，復旦不僅給方永剛發了23.5元的一等助學金，還給他發了一牀棉被和30元錢，買蚊帳和過冬的衣服。而當時上海的工人平均工資是28元。“所以啊，1984年國慶大遊行，看電視，看到‘小平您好’，我比誰都激動！”
等老同學唏噓一陣走了，研究生楊峯又帶着女朋友也跑來了。
師徒倆聊了一陣，楊峯怕影響導師休息，就很懂事地告辭了。
走到門口了，楊峯突然被叫住，回頭一看，導師正扭過身子，手指頭豎得高高的，熱切地說，“楊峯啊，一生只愛一個！”
姑娘聽了很開心，笑了，但聰明的楊峯明白，導師說的，絕不僅僅是愛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