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家房子被扒了！”2007年3月14日中午，丈夫的求救電話打進了王玉芳的辦公室。聽到消息，這位福建省莆田市政協文教委員會主任——正處級幹部，很久沒有緩過神來。
挖掘機的轟鳴中，院子裏塵土飛揚。牆塌了，門、窗被卸了，衣服、櫃子、電器隨處可見。幾十個手持各式工具的“迷彩服”站在各個角落，圍觀者裏三層外三層。
拆遷由三位官員親自“督戰”：陳紫福，莆田市荔城區政協副主席——拆遷工作副總指揮，副處級；林榮斌，荔城區鎮海街道辦書記，拆遷協調小組副總指揮，正科級；方嘉華，荔城區衛生局紀檢書記，拆遷工作小組第10組組長，副科級。
王玉芳與陳紫福同在政協工作，王玉芳官高半級。2005年12月之前，她還曾任荔城區副區長，是林榮斌和方嘉華的直接領導。“小幹部敢扒了大幹部的房子？”圍觀者議論紛紛。
一百多個幹部成了“釘子戶”
莆田市後塘片區舊城改造中，王玉芳成爲第一個被強拆的處級官員。據2006年12月15日的統計數字，因不配合拆遷被點名的幹部，有100多名。此時，距拆遷公告張貼的時間已近8個月。
不支持拆遷的理由很簡單：比較同一條路段上的3次拆遷，此次補償要低很多——每平方米200元。而拆遷協議被稱爲“霸王條款”：補償標準按1997年計算，安置房的標準按2006年計算。“如果想換沒有裝修的新房子，每平方米我們要倒貼1200元。”一位被列入拆遷戶的官員抱怨道。
這一百多戶幹部在此地的房產大多可觀：市農業局的一位科級幹部，房子佔地780平方米，建築面積400多平方米；莆田醫院一位退休幹部，住三層小樓，獨門獨院，建築面積近300平方米；王玉芳家，其夫兄弟倆同住一院，約700平方米。
但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拆遷工作有關負責人說：補償是嚴格按照國家的規定來的，其實並不低，是某些人胃口太大。而對與前兩次拆遷補償的差距，“地理位置不一樣，開發商不一樣”。具體價格是開發商自行定下來，具體如何定，他們不太清楚。而據其統計，全市80%以上的市民都擁護這個項目。
一個現實情況是，在官員們的“帶頭”下，本應於2006年10月完成的拆遷工作，直至11月，簽約的拆遷戶不足一半。這震動了莆田有關方面，2006年12月，後塘片區舊城改造拆遷工作協調小組(以下簡稱“協調小組”)向全市的各級政府機關、學校、醫院發出《情況通報》，將所有未簽約的幹部名單一一列出。
這些官員被分爲5類，分別屬於市直機關、市直公檢法機關、市直教育系統、荔城區和城廂區各級機關單位，被點名者超過100個。
實力強勁的拆遷小組
有些“釘子戶官員”將拆遷小組戲稱爲“同事對立面”。拆遷地所在的荔城區成立了協調小組，“組織精兵強將投入項目拆遷安置工作，僅科級幹部就有二十多人。其他成員均是經驗豐富的一線幹部”。
項目協調小組是拆遷工作的領導機構，由18人組成。組長趙黎明，前不久剛被提爲荔城區政協主席，此前曾任荔城區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組員包括兩位區政協副主席以及區建設局局長在內的多名部門一把手。
協調小組下設18個工作組，每組有1名組長，5-6名組員。組長由包括荔城區鎮海街道辦副書記、副主任在內的副科級領導幹部擔任，組員從荔城區各職能部門抽調組成。800多拆遷戶被18個工作組分攤，採取分包責任制。
一位組員告訴記者：“拆遷是很得罪人的事，但是領導要求的任務，想不參加也沒辦法。”而莆a田市委宣傳部報道組組長黃主任也對本報記者稱：“參加拆遷工作的幹部壓力很大，既要維護穩定，又要完成任務，實在是一件苦差事。”
工作組成員都是從機關抽調的，原單位的工資、獎金、福利等待遇一樣不少，拆遷成績突出者還可以得到晉升。
120多位基層幹部活躍在拆遷工作的前線，儘管與拆遷幹部戶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但出於種種目的，工作組“不徇私情”，與拆遷戶——主要是其中的官員——進行博弈。
7名處級官員被點名
一位知情者認爲：2006年11月8日，雙方的激烈博弈真正開始了。工作組向莆田市委、市政府遞交了《後塘片區舊城改造項目簽約情況彙報》。上面稱：舊城改造項目目前阻力相當大，主要來自幹部。
“彙報”中，7名未完成簽約的市管處級幹部被一一點名。其中包括莆田市計生局局長、莆田市涵江區委一位副書記，以及莆田市仙遊縣委常委等人。
“彙報”還指出，幾位幹部目前“思想不通尚未簽約”，甚至有幹部“思想不通並非法串訪散佈各種謠言”。莆田市委書記袁錦貴於2006年11月10日批示：請翁毅彪主席代表市委、市政府找這些同志開一個座談會。
10天后，市政協主席翁毅彪親自主持召開了幾位處級幹部的座談會。王玉芳等人解釋：房子的產權不屬於自己，自己無權處置。
“沒權處置房產”的說法被當作“託詞”，領導還是將未簽約歸咎於他們“思想不通”。解決拆遷問題成了幹部們首當其衝的“政治任務”，其中有人因此被停職。爲保證工作效率，市、區“效能辦”還向各級黨政機關發出了“限時簽約通知”：未按時完成簽約任務的單位，當年的績效評估和年度考覈將被降低，個人和單位的評先資格也要受到影響。一位在莆田市直機關工作的幹部稱：“我們單位3名沒有簽約的幹部都被停職了幾天，但由於工作沒人接替，後來也還是上班了。”
王玉芳的丈夫方建雄對本報記者稱：“爲了爭取合理的拆遷補償，我們也動用了很多私人關係，但沒有進展。加之種種壓力，妻子開始動搖了。”
拆遷問題逐漸打破了家庭的平靜，夫妻倆經常吵架，方建雄認爲補償太低，拒籤立場堅定，而王玉芳則認爲丈夫“影響了她的進步”。王玉芳在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之間艱難權衡，最終做出了妥協：2007年春節前，她簽字同意拆遷兩間房子，占房子總數的1／10。
然而，一個多月後，房子還是全部被強行拆除了。一位對王玉芳家的情況比較瞭解的人稱：“只拆兩間房很難操作。由於她家的房子已經丈量完畢，工作組索性就把整個房子都扒掉了。”
政府請紀檢部門找相關幹部談話
紀檢之威
“政府對一般幹部施加壓力最常用的手法，是請紀檢、監察部門出面。”一位被拆遷的幹部說。2006年8月，荔城區紀檢部門的領導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調查、談話，內容都是類似工作期間的考勤是否屬實、曾經有過兩個月的病假條有沒有作假、從外地調回的手續是不是合法等事。
“不就是想讓我簽約嗎？何苦驚動紀委呢？”方建雄認爲此類調查很可笑，“我在4月份就已退休了，更何況我既不是黨員又不是部門領導。”
“紀檢部門的調查力度並不一致。一般來說，荔城區級的機關力度比較大，而市直機關和其他區縣單位的力度相對較小。”蔡斯明說。他在市農業局工作，領導只是“私下關心”，並沒有動真格的。由於後塘片區舊城改造是荔城區的重點工程，該區自然要比其他機關單位更努力。
馬成(化名)是荔城區某機關的一般幹部。他稱，“單位的紀檢部門覺得我這部門有油水可撈，使勁地查我的經濟問題，而機關單位難免有吃喝。我愛人在區裏一家學校當老師，也已經參加40天的‘學習班’了。壓力太大，只好籤。”
市政協主席翁毅彪，是後塘片區改造項目的掛鉤領導。據莆田市《湄州日報》報道，他曾在拆遷協調會上強調：“對干擾項目建設的幹部，紀檢監察部門要嚴肅處理。”
“工作組成員的選擇也是別有用意的。”一位退休幹部點出其中玄機，“至少5名工作組的組長是單位的紀檢領導。 ”
協調小組的負責人對此的解釋是：抽調來的幹部都有很豐富的工作經驗，多名紀檢領導的參與是爲了監督工作組自身。
老幹部反拆“聯盟”
種種壓力下，2007年2月6日，第一間房子終被拆除。協調小組的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強制拆遷的多是違章搭蓋的部分——他們迫不得已，畢竟也要爭取時間，上面也有壓力。至今，後塘片區被拆遷的戶數爲38個，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幹部。
和那些低調的現任官員不同，這些老幹部們是抵制拆遷的中堅力量。他們大都是知識分子，不停地蒐集證據、材料，向住戶宣傳拆遷項目中的問題。
幾乎每天午飯後，老幹部會自發地聚集到一起，如何應對拆遷的“祕密會議”開始了。他們行動很謹慎，開會前要站在院門口張望很久，說話聲音也不大，“我們經歷了那麼多的政治運動，鬥爭經驗豐富。”一位組織者說。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內線。”退休幹部劉興嘉一臉神祕地說。“這就是成果，”他拿出一份《關於東園路中段後塘片區改造的備忘錄》說，“我們在會後第二天就拿到這份文件了，才知道開發商和政府簽訂‘委託拆遷協議’。”
老幹部們的活動能力令人驚歎——他們給本報記者提供了厚厚一疊材料，包括當地政府關於後塘片區拆遷項目的所有文件。
3月24日，莆田市醫院一位退休幹部給大家帶來了內部消息：政府正在確定12戶強拆名單，幾位活躍的老幹部都位列其中。
這個消息並沒有讓他們情緒激動：“我們早就等着他們來扒了，扒了之後也總要給一個說法吧！”
“現在只有我們這幫老頭挺着了，孩子們有難處，不能影響他們進步。”陳金如說。他今年77歲，退休前任城廂區黨委政法辦公室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城廂區政法委書記)，兒子陳中是市檢察院法規處處長。陳金如的兒媳在學校工作，也已經被停課50天。組織上曾先後找陳中談過4次話，但陳金如終究堅持了下來。
“我就是要出頭，只爲老黨員的正義感！”一位有着53年黨齡的老幹部稱要堅持到最後，“這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問題，拆遷工作組沒有出示過任何合法手續，連起碼的聽證會都沒有開，跟中央的政策差太遠了。我們到目前爲止都沒有見到過項目的立項批准，這意味着房產證不一定能拿到。”
退休幹部郭國新稱，“我並不缺錢，就是要討一個公道。”大年初九，郭國新的房子就被強行拆掉了——他被稱爲後塘片區的“刺頭”，工作組對他已無計可施。
微妙的變化
但消息所稱的12戶老幹部，至今還未被強制拆遷。可以看出，政府在爭取時間和保持團結安定之間選擇謹慎。
莆田市荔城區後塘片區舊城改造，是該市城市規劃中的重點工程。項目拆遷總戶數約800個，拆遷建築面積約13萬平方米，是莆田市至今涉及拆遷戶最多、拆遷面積最大的一項工程。
而一場拆遷將衆多幹部牽涉其中，在莆田史上也絕無僅有。四千多拆遷人口中有近千名幹部，至今仍有一百多人頑強抵抗，加之一百二十多人的工作小組，這場拆遷已經牽動了莆田官場的神經。
“莆田是個小城市，工作組裏的很多人以前都認識，有的關係還很好，但現在見面連招呼都不打，跟仇人一樣。”一位官員說。
蔡斯明坦言拆遷帶來的影響：“我上班的情緒經常不能穩定，總得擔心房子什麼時候被扒，工作狀態肯定要打折扣。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幹部都會有不滿的情緒，即使是已經簽約的，這種情緒勢必會影響到機關工作。”
黃主任則表示：不願拆遷的同志存在一些僥倖心理，還是思想上想不通。官方統計，目前仍有六十多名官員未簽訂拆遷協議。但他認爲，政府還是能做好他們思想工作，舊城改造工程將順利進行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