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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但是國際上也出現一些聲音，說中方的中資機構在當地投資、中國對蘇丹的援助以及中國向蘇丹出售軍火，是在爲達爾富爾地區衝突推波助瀾，從而指責中國政府應對該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負責。您對此如何評論？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聲音出現？
翟雋：如果說達爾富爾問題讓中國來負責那是毫無道理的，第一因爲達爾富爾離我們很遠，達爾富爾問題本質上最開始是由於當地的部落爭奪水草資源造成的，這個部落既有阿拉伯部落，也有非洲的黑人部落，你不能說中國對此都負責。有人可能想說由於中國和蘇丹的關係比較好，所以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中國有責任。但是我們和很多國家都好，如果那些國家出了問題都由中國來承擔麼？別的國家也一樣啊，爲什麼只有中國來承擔這個責任呢？這種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我們確實和蘇丹有着非常好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互利的，這種關係是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我們向蘇丹提供了一些援助，出發點是幫助蘇丹發展，改善蘇丹人民的生活，應該說，這些援助有助於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達爾富爾問題看起來是個武裝衝突問題，但如果老百姓都過上好的生活，經濟很發展，那麼這些問題就沒有了，達爾富爾地區隨着解決進程的推進，應該加大對達爾富爾地區的援助力度，使達爾富爾這個貧窮落後的地區能夠實現發展，這樣才能真正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剛纔還提到了一個武器的問題，達爾富爾地區是有武器，但是武器從哪來的，這個帽子肯定扣不到中國的頭上。第一，我們出口武器數量非常少，世界上比我們出口多的國家多得是，不能說在達爾富爾地區看到哪個國家的武器了，就說向達爾富爾的反對派或者什麼人賣了什麼武器了，什麼人也不會覺得有道理；第二我們出口武器原則性很強，我們只向主權國家出售武器，只是用於這些國家的自衛、國防目的，而且還要求這些國家有一些擔保，證明，比如不向別人轉讓，提供最終用戶等等。我們不向安理會確定的那些不能出口武器的地區出口武器。我們有自己的原則，在向蘇丹出口武器問題上，我們是按照原則辦事的。所以說，達爾富爾的武裝衝突是中國造成的，這個是毫無道理的。
記者：國際上有人甚至想通過抵制北京奧運會向中國政府施壓，您對此如何看待？
翟雋：那就更毫無道理了。北京奧運會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件大事，奧林匹克有一個原則就是非政治化，你把這兩個事扯到一起首先就是不符合這個原則，第二就是，提出這樣觀點的人相當一部分屬於比較無知的，第一，他們沒去過達爾富爾，也不知道達爾富爾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就是人云亦云，聽人家說的；第二，也不知道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和作用，我剛纔說了，中國作用是積極的，我們的立場是公正的，他們想利用這個制裁中國，這沒有什麼道理。但是，還有極個別人是別有用心的，對中國抱有敵視態度，有可能想借機整中國，還有一種自己可能有別的目的，搞競選撈選票，譁衆取寵等等。無所謂，我們的奧運會肯定照開，肯定會開得很好，可以開成一個全世界人民滿意的、成功的奧運會。
記者：美國表示要對蘇丹進行制裁，包括設立禁飛區等，中方對此是否贊同？您認爲這是否有助於解決達爾富爾問題，您認爲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
翟雋：制裁的問題我也說過，現在談論制裁爲時尚早。因爲本來我們就不主張制裁，在解決國際上很多問題時我們都不太同意制裁的辦法，因爲制裁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往往效果會相反。越制裁問題越複雜，還製造了很多新問題，那麼我們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出發點就是來幫助蘇丹政府來解決，而不是給蘇丹政府製造難題，制裁它不就是給它製造難題嗎？所以我想，無論從道理上，還是從事實上來講，恐怕現在談制裁都爲時尚早。因爲事實上，蘇丹方面在安南方案上採取了一個靈活的態度，而且安南方案的第一階段已經在執行，第二階段也已經完全達成一致了，第三階段也完全可以再談，進展是順利的，所以我覺得中國就解決達爾富爾問題提出的那4條原則，還是比較有道理的，在這個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是比較有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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