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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球最大的工資信息調查研究機構Hay Group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幅度將位列全球第一，實際工資增長幅度將超過美國、印度和東歐國家。其負責人認爲，經濟快速增長給中國工資上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將位列全球之首。
這份報告給出的工資漲幅顯然是按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得出的，但它的實現恐怕還要靠財稅制度的改革，讓一直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分配製度向百姓傾斜。
比如印度或者日本
在經濟學界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國富民窮。這裏的民窮是相對的。縱向比，百姓收入是增長的，1978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2006年提高到1175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價因素以後，二者平均年增長6.7%。但是和中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長顯得緩慢。
不久前世界銀行發佈發表了一份報告，報告顯示，中國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遠遠低於美國57%的水平。以至有人開玩笑說：“GDP長得跟鬍子一樣快，工資漲得跟眉毛一樣慢。”
如果說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和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最類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國的薪酬增幅遠低於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前者意味着國民創造的財富絕大部分進了國家財政和企業的腰包，國富民窮，而後者則意味着GDP增長大部分直接造福於民衆，藏富於民。
全球著名人力資源管理諮詢公司翰威特諮詢公司去年公佈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爲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3.9%，高出中國一倍。2005年中國整體平均薪酬水平增長6.6%到8.9%。美世諮詢去年曾做過一個調查，調查顯示，在過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爲11.5%，而中國爲7.5%。而同期GDP的增長，中國平均增長率達到10%左右，而在印度歷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過8%。中國居民擁有的財富與國家擁有的財富相比，事實上在不斷下降。
當經濟高速發展時，工資收入增長幅度應該高於GDP增長還是低於GDP增長？除了印度之外，當年日本經濟騰飛時的情況也許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系。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日本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從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時間讓百姓的工資收入追上美國，當日本和美國工資收入持平的時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國人一樣的購買力。當百姓具有足夠的購買力時，國家絕不用擔心消費低迷。而從1978～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水平卻只有美國的4%。扣除國內實際購買力高的因素，國內實際工資水平也達不到美國的20%。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纔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工資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所擁有的財富相對較少，百姓不敢消費。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與人均GDP的比例約爲1.7倍，遠低於美國的4倍和澳大利亞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美國的社會保障以市場爲主體，但強大的家庭財富保障了居民消費的安全感。歐洲國家如荷蘭等家庭擁有的人均財富與人均GDP的比例和中國接近，但是歐洲國家大多是福利國家，有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其公民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使居民無後顧之憂。而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住房、醫療、教育都逐漸走向市場化，居民個人財富的很大一部分要用於這三項支出。
請讓民富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飆，另一方面，國民個體收入與公共福利卻嚴重滯後，百姓不僅收入增長緩慢，統計數據顯示，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6000萬國企職工下崗或失業，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7000萬股民損失超過1.5萬億，城市中1.5億人沒有社會保障，基尼係數達到0.53~0.54之間，客觀上加劇了國富民窮的狀況。
隨着20世紀90年代後期對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消費佔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46.4%驟降爲2005年的38%。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貧富差距過大是中國消費低迷的根本原因。
到現在，消費不振已經成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近日召開的發展高層論壇上，衆多代表表示，投資強勁、消費不足的問題已成爲中國經濟一個主要的結構性矛盾，需要通過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中央和地方政府對這一現狀已有察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堅持擴大內需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種種跡象顯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通過各種措施使國富民窮的狀況得到改善，財政支出正在傾斜。近兩年，先是農業稅減免，去年推出了新的醫改方案，中止了醫療的市場化改革方向，轉向政府主導，國家正努力讓社會醫保覆蓋全民，經濟適用房在批量推出，高等教育在重新評估學生的培養成本，這一系列運作，都需要以財政的大量支出爲後盾。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又通過了《企業所得稅法》，這意味着，財政在企業所得稅收入上將減少930億元，這筆錢無疑是讓利於企業和職工。“今年中央財政安排社會保障支出2019億元，比去年增加247億元……”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凸顯對社會事業和民生問題的關注。
因爲目前中國財政已經比較寬裕，加大在公民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空間很大，在公車、公款吃喝、培訓旅遊費上壓縮一半，就是5000億。
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讓利於民，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改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這只是在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對於社會發展和公平來說，重要的是第一次社會分配，即百姓的工資收入。
在上海市的人代會上，市人大代表葉小英提出：“職工收入要與GDP增長同步，對企業經營者的考覈要把職工的工資收入列爲考覈指標。”中國的決策者們應該要找出一條可以扭轉人們工資在經濟總量所佔比重急劇下降趨勢的道路。這纔是解決國富民窮問題，讓百姓普遍受惠的根本。在剛剛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學術峯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表示，中國要提高消費率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
財稅制度的拐點
國民收入是在政府、企業、居民部門三者中進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於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減小，其他部門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這是相互對應的。
財政集聚過多，佔GDP的比重過大，老百姓的財富比重就會越來越低。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指標叫分配率。它是指勞動者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勞動者的報酬總額佔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均等、公平。
現階段，我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體現出較大的不公平性，且這種不公平的趨勢正在進一步發展。近年來，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民收入向企業和政府傾斜的勢頭較爲顯著。和工資收入增長遠低於GDP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稅收的增長水平卻遠高於GDP的增長，幾乎是GDP增長速度的2倍，達到20%左右，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認爲，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分稅制十多年來，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從1993年的12.6%到現在的27%。
在今年“兩會”期間，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的發言成爲焦點，他認爲，這幾年，財政收入增幅爲20%，GDP增幅爲10%，這樣財政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就會增加一到兩個百分點。現在財政收入佔GDP的27%，是一個適當的比例。但如果保持現在的趨勢，再過10年左右，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會達到40%。13億人口，可以直接支配的只有40%的GDP，那就太低了。眼下要抑制政府財力佔GDP的比重進一步增大的趨勢，現在的比重應該說恰到好處，也恰恰到了轉軌的時候。數據顯示，在成熟市場經濟體中，初次分配後，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美國接近於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至65%之間。
北京大學宋國青教授認爲，政府徵稅那麼多，個人收入相對增長率低了，導致消費佔經濟比例下降，短期消費的比例接着往下跌，總有一天會跌到所有人都坐不住的程度上。政府可以考慮採取減稅和猛拉投資的措施來增加個人收入。
“兩會”結束後會見中外記者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談到民生問題的時候做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他把中國社會比喻爲一個艦隊，“一個艦隊決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個航行最快的船隻，而是那個最慢的船隻。
”溫家寶總理進一步解釋說，“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着眼於困難羣體，因爲在中國城鄉，困難羣體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我們改善了困難羣體的生活狀況，也就改善了整個社會的生活狀況。”
中國13億人口中有9億農民，農民大部分生活困難，屬於生活狀況亟需改善的羣體。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本屆中央領導集體自履任至今5年來，以連續5箇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強調三農問題的重要性。破解三農難題，解決之道集中表現在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上。
建設新農村，進而改善農民的生活，是中央關注社會公正——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總體方針的落實，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深層次上，這項國策對調整和改善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到以國內消費拉動爲主的經濟增長模式)方面必將影響深遠。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重點擴大消費需求。人口衆多的中國農村是一個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只要政策引導得當，農村將爲消費需求的增長作出難以估量的貢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早就指出了這兩個目標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他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國，關注窮人和幫助窮人不僅僅是爲了解決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問題，而且還是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需要。”因爲當前我國工業消費品產能過剩，形成了在經濟不發達情況下的“過剩型出口”，這種過剩型出口，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過剩，而是由於高收入者不消費和低收入者沒有能力消費造成的，是一種典型的相對過剩。馬曉河認爲，改變這種現狀的出路在於，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
新農村建設的國策行動，從正式啓動的時間算起，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農民的收入有哪些增長，農村的消費環境有哪些改善，農村的消費能力有怎樣的提高？記者就此採訪了馬曉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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