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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聞週刊調查發現，在我國不少地方，一些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享受“待遇終身制”的公職人員級別在放低，人數在增加，已漸漸成爲一種令民衆與官員疏離的特殊待遇，製造了新的社會不公。有關專家認爲，要警惕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的危害，國家除給新中國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特殊待遇外，應儘快深化公職人員人事制度改革，把有關資金從這類“待遇”中轉移出來，去解決更多百姓的民生問題。
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中的公職人員，雖然從某個領導職務上退下來，但原來任職時包括工資、福利、保健、醫療、交通、住房等一切級別待遇依然保持不變———這種“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的泛濫，實際上早已是盡人皆知，公衆反對意見也很大。只不過作爲一個“敏感話題”，公共傳媒一直對之諱莫如深絕口不提罷了。這個意義上，今天我們可以把它正大光明地擺到桌面上來，進行理性的分析和討論，也是中國政治文明進步的表現。
正如媒體所分析的，“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不合理的地方顯而易見：既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也造成了明顯的社會不公，還強化了整個社會的“官本位”意識。這種待遇終身制等於是把通稱爲“公僕”的公職人員，從廣泛意義上的勞動者範疇裏分離了出去享受某些特殊優待，形成了一個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級別分配的特殊羣體，這無疑違反了《憲法》中的公民平等權，也背離了《公務員法》規定的公務員按勞分配原則。
當然，最初的待遇終身制有着特殊的歷史背景，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但是，在國家已經邁入法治和民主軌道的今天，待遇終身制應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整繼承並且擴大享受羣體，卻是值得商榷的。溫家寶總理今年“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說，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僕以外，沒有任何權力———其中，我想當然也包括享受待遇終身制的權力。待遇終身制並沒有在代議制框架下得到民意的支持，作爲一種“權力”，它不能永遠以“歷史慣例”的身份來沿襲，而必須首先得到人民的“賦予”。
雖然並不準確，但人們依然習慣於將“官員”和“政府”直接對等起來。人們對政府形象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從政府官員身上獲得的。正因爲如此，人們對“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的質疑與批判，必然會轉嫁到政府形象上來，成爲一個“減分”因素。與此相反，對“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進行及時而有效的改革，也顯然會成爲政府形象的一個“加分”因素。
可以想象，“公職人員待遇終身制”改革，將會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但是，又有哪一項改革不是這樣呢？所謂改革，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因而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是肯定的。關鍵要看，改革本身是否具有正義，是否有利於社會的公平和諧與科學發展。只不過，當改革阻力來自擁有更多權力的公職人員時，對於政府改革的魄力與政府善治的決心顯然將是更大的考驗。這種更大的考驗背後，一方面寄託着社會公衆更大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昭示着政治文明更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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