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萬億元虛擬資本的增值相當於2006年GDP的57%，全體國民7個月的產值。那些兢兢業業於虛擬資本的炒家們，絕對是以工作，甚至以超出專職工作的熱情投身股市。
4月17日，因爲股改和資產重組從1月23日起停牌的開開實業復牌，原本6元的股票最高漲到30元，其第一大自然人股東曹裕昌持有64萬股，個人股票價值一天內升到1922萬元，淨增1600萬元。
察看上市公司的持股名單，發財的神話何止千千萬萬。最極端的一個，4月13日，停牌4個月的*ST長控復牌，股價從14元一直飆升至85元，終盤報收68元，相比4個月前的停牌價5.74元，漲幅高達1086%。其最大的自然人股東金玉龍持有49.91萬股，賬面上的市值增長至3350萬元，賬面利潤高達3068萬元。*ST長控前8名自然人股東獲利均超過千萬元，十大流通股股東平均獲利1714萬元。
開啓S類股票千萬級暴富神話的是3月29日復牌的ST仁和。當日最高漲幅爲986%，到收市時漲幅也達到了917%。其第一大自然人股東吳彩銀的持倉成本約爲1.39元，復牌當日股價最高時吳彩銀每股賺10.43元，股票資產淨增1889萬元。
飛漲的股市制造着一個個財富神話。神話的製造者們也都深諳“悶聲發大財”的道理，刻意低調。挖掘出這一波大牛市中發大財的人物並非易事，但從2005年6月的998點至今，股市眼看就要翻兩番，300%的平均盈利，市值從5萬億元到17萬億元的巨大變化，12萬億元的財富膨脹，僅從數字上便能勾勒出近兩年來股市參與者的財富變動。一個典型例子是，某位股民在2005年底買了1萬股萬科，當時差不多每股4元，隨後出國公幹，等到今年年初回來，股票漲了3倍以上。過去的幾個月裏，萬科A的股價一直在14～20元的區間震盪，其價位三四倍於一年前的價格，給長期投資者以豐厚的回報。
2006年12月5日是萬科的“有限售條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日”。設想一下，從萬科創業起即買入其原始股持有到現在，獲利該有多少倍？答案是160倍。18年前，萬科首次面向社會發行股票，曾經的商業夥伴香港人劉元生認購360萬股。1992年後，萬科熱衷於股權投資，劉元生也積極策應，買這些股票僅僅花了400萬元。1992年劉元生持有萬科股票370.76萬股，以後隨着萬科送股配股，加上劉元生通過二級市場增持，他擁有的萬科股票逐年增加，2006年爲5827.63萬股，價值6.32億元。這一投資的增幅，甚至超過了全球股神巴菲特。巴菲特最驕人的業績是持有《華盛頓郵報》股票30年，股票價值增長也不過128倍。長期持有得到了驚人的報償，但這裏甚至有不得已而爲之的成分，1991年後深交所成立，劉元生的股票因爲沒有更換成標準股票而被凍結，是客觀上不能出售的原因。
上文提到的S類資產重組股大股東一天數千萬元的獲利也有幸運的成分，股改或資產重組期間，股票停牌無法買賣。而恰逢股市暴漲，風水輪流轉，昔日一文不值、瀕臨破產的S類股份成爲大資金追逐的對象，大資金寧可把自己的優質資產無償地裝進這些原本與垃圾比肩的虧損股中，無非爲了拿到市場變現，把自己本來優質的資產賣個更大的價錢。ST仁和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最初的九江化纖多年虧損，2006年5月暫停上市，爲儘快實現公司扭虧爲贏，當地政府對其重組，九江化纖的國有股權轉讓給仁和集團，仁和集團將其優質資產銅鼓仁和、吉安三力和仁和藥業三家的股權置入上市公司，重組完成，每股收益超過0.6元，股價自然暴漲。大股東仁和集團共持有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流通股中自然人股東雖然只有很少的比例，也足以一下子獲利近2000萬元了。
全民炒股
12萬億元虛擬資本的增值相當於2006年GDP的57%，全體國民7個月的產值。那些兢兢業業於虛擬資本的炒家們，絕對是以工作，甚至以超出專職工作的熱情投身股市。
在廣州，媒體報道了一位職業操盤手沈然，實際是華南理工大學自動化專業的大二學生，去年還是大二學生，今年卻變成大一新生，因爲掛科太多，連續留級，如今，他手握數十萬元現金，指揮着500萬元資本在股市裏搏殺。
來自雲南的沈然對讀書沒興趣，百無聊賴中迷上了股市，去年夏天他緩交了學費，搭上了自己一學期的所有生活費，買入了1000股新股潞安環能，結果夢魘開始，潞安環能持續陰跌，連續兩天跌停7%，14.7元買入，被迫在13.1元拋出，沈然的資金剩下只夠交學費的7000元。爲了儘快賺回生活費，他不得不炒起了以小博大、風險性也更高的權證，雖然第一天收益達到10%，但第二天30%的慘跌。學費收繳的最後期限，他用僅剩的4000元先交了部分學費，隨後是“不敢早起，沒錢吃早飯”的生活。所謂哀兵必勝，彈盡糧絕的他把自己關在宿舍裏，苦學技術分析，每天分析300只股票，居然成了網上小有名氣的“資深股評師”，跟着他的推薦走的資金超過百萬元，“推薦20只股，三星期最高的漲到80%，最低的也有30%”。
學生棄學炒股還是個例。上班族以辦公室爲單位的炒股更普遍，1999年美國曾有2280萬名職員上班時間上網炒股，我們的辦公室炒股人數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北京CBD白領中流傳的說法是:經理們的單間辦公室是“大戶室”，外邊的辦公室隔間則是“散戶廳”。在廣州等地，3點閉市後約見客戶已經成了潛規則:即使你不炒股，客戶可能也要炒股。同事之間多用MSN聊行情，羣聊工具則使辦公室炒股族如同身處散戶大廳。股神的故事更在全民炒股中被放大，網上有人質疑上海股神殷保華的投資策略，馬上招致一羣追隨者的圍攻。
何止是辦公室變成股票交易廳，股市賺錢的消息飛速傳播，朋友聚會，飯桌上的親戚，公共汽車上的聊天，行業間的業務研討會上，或者歌廳茶館，人們到處都在“談股論金”。許多股民已開始陷入“癲狂”，聚在一起就炫耀自己的光輝戰績，他們向周圍的人大力推薦股票或組合。走到哪裏都能聽到談論股市的人，證券公司開戶都有班車接送，而且大家都很急，因爲晚幾分鐘就會耽誤發財機會了。許多人薦股一抓一個準，而且單日漲幅低於5%都感到不好意思了。現在市場中人人都是股神，一週賺個20%～30%的比比皆是，賺錢效應吸引着更多的資金涌入並高位踊躍接盤。看4000點是保守的，5000點是神志清醒的水平，萬點也不過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現代版本。股民們似乎都是專家，說起來頭頭是道，每個價位都有明確的預測日期。
人人皆股神，越是這樣的環境，越少不了偶像崇拜。股民對股神奉若神明，就是因爲他們“無私地”給予大家指點，傳授發財祕籍。殷保華股市中的揚名史的確有其神奇之處，想當年他只是一個初中文化的維修工人，上海有一家黑馬俱樂部，參加者均是一些券商和機構操盤手，空調壞了，他去修，修完後也情不自禁地坐在旁邊聽，還壯着膽子請教一個有名的股評家“什麼是60分鐘的55天線？”卻被蔑視。殷保華自此發奮炒股，自創江恩線，成功預測了上海股市的一個阻力位，自此揚名。殷保華網站記錄着這位“民間股神”現在的日常活動，除了辦炒股培訓班，更有大規模的炒股演講，演講收入捐給慈善機構。售賣軟件是股神的主業之一，軟件幫助投資者選股，選價位，本質上是數理模型在證券投資上的應用，被股神用通俗的語言傳達給投資者。
沈然選擇的棄學炒股的道路實際上是很多“股神”走過的道路。先失敗，再奮發，再揚名，再替人操作資金。只不過網絡時代，揚名立萬的時間大大縮短。投資是一個產業，代客理財是產業中獲利最厚的職業，成千上萬個投資網站、無數個炒股羣聊羣落構建出這一產業的基礎。有些諮詢服務是收費的，更多的只是爲博一個名聲，進而吸引資金理財;處於灰色地帶的私募基金已經頗成規模，更有私募基金採取所謂“陽光私募”方式，信託公司充當基金產品的發行人，託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託公司聘用投資顧問或基金經理管理募集來的基金，從而保證了投資者的財產安全。私募基金其運作模式和管理層批准的基金理財相近，甚至很多私募基金經理乾脆就來自正規基金，私募基金的投資理念也和正規基金無異，注重的是價值和成長，而非莊家和籌碼。
私募基金隊伍日漸壯大，公募基金經理下海、香港私募基金迴歸、10多年投資經驗的老“股精”、離職的券商高管紛紛在私募上展示拳腳，大牛市促生了投資奇才的集體浮出。今年第一季度，深圳的15只私募基金採用信託的方式蜂擁入市，僅在4月4日一天的時間中，就有4只私募信託基金公告成立，曾經的博時基金經理肖華和民間投資高手林園所創設的私募都在其中，個人聲望成爲私募基金最重要的“金字招牌”。林園自不待言，有着8000元到4個億的名聲，肖華管理下的博時價值增長基金，2003年因重倉持有汽車股獲利豐厚而爲人矚目。不過，隨着2004年汽車股股價的大幅下挫，肖華的投資風格受到質疑，其堅持持有汽車股也被市場認爲是“賭性太重”。2年痛苦煎熬後，2006年博時價值增長獲得了104%的收益。
今年股市雞飛狗跳，私募基金一季度成績並不理想，但仍堅持價值投資理念，個人聲望之所以能夠成爲私募基金品牌，不僅因爲這些個人過往的輝煌業績，更是因爲這些個人多經過熊市的洗禮，他們堅定的價值投資理念註定了其投資風格會更加穩健可信。
在信託私募的大本營深圳，赤子之心是最大的信託私募機構，與平安信託、深國投合作共發行了5只信託私募基金。負責人趙丹陽曾供職於國泰君安，在香港管理過名爲“赤子之心中國成長投資基金”的對衝基金，無論在牛市還是熊市，均取得超額回報，2003年收益率爲46.51%，2004年爲23.86%，2005年爲31.64%，從2006年初截至2006年11月16日收益率爲119.45%。如果從成立起計算至2006年11月16日，這隻基金累計加權收益率達到424.28%，累計分紅率達160%。
趙丹陽是信託私募的始作俑者，由於運作成功，更多私募基金也開始採取“赤子之心”的運作模式。信託公司演變成一個金融產品加工廠，信託公司負責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產品，然後選擇優秀的基金管理人進行合作。一般情況下，通過信託模式運作的基金申購費爲1%～1.5%，管理費1%左右，這些費用由信託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託管行收取託管費，基金經理收取的20%左右利潤提成則根據與信託公司的協議，單獨由基金經理或者由基金經理和信託公司共同分享。
兩代股神
這個市場遠未規範，老鼠倉聚集，除非代客理財的需要，股林高手往往不願爲人所知。招搖的多有吸引資金的目的，所謂“股神”，未免要打折扣。因爲真的神乎其技了，何必拿別人的錢賺錢，一點小錢也能滾雪球式飛快增長。
998點以來的大牛市，名聲堪與深圳林園比肩的上海的高手至今未以真面目示人，但“翻倍黑馬”名聲不脛而走。他炒股的方法是短線，每隻股票一般只持有一天，最長不超過5天，可謂是超級短線客。在這波大行情中，他的獲利模式就是“追漲停”，不看大盤漲跌，不研究行業，不管估值高低，只有一個標準:漲停。他把目光瞄準幾乎所有第一天漲停的股票，第二天就在集合競價的時候以漲停板的價位，滿倉去追，通常再等一個漲停板甚至升幾個點就走了，只有在深特力上連抓了7個漲停板纔出貨。2005年6月份，當股市跌破千點大關的時候，他敏銳地直覺到股市千載難逢的大好會來了，於是全倉殺入股市。他的經驗是，牛市剛啓動的時候，漲勢往往都是非常兇猛。
當時剛剛從多年的熊市進入牛市，很多人的思維還轉不過來，不敢放膽去買，所以漲停了第二天開盤要擠進去也不難。“翻倍黑馬”幾乎就沒有失手過，今年初當大盤一度跌破2700點時，短短几天，他抓了10多個漲停板，賺取了400%以上的收益。之所以用超短線的辦法操作，他的理念是，一切以安全爲上，複利增長，積少成多。
“翻倍黑馬”的炒股路數是技術分析，那是他在賠了錢後，痛定思痛潛心研究的結果。他自己制定一套公式，並不斷地修正，用這個公式選股的成功率精確率已經非常的高。作家白青山曾著有《民間股神》一書，訪問了15位股林高手，其中木匠出身的有之，下崗工人有之，也有專科出身。他們的投資方法卻驚人的一致，幾乎都集中在技術分析上，在K線、成交量和各式各樣的技術指標上尋找“黑馬”。如此驚人的一致性也出現在昔日“三湘股神”、“中國三板第一人”、“中國股市三劍客”、“中國股市六精英”乃至“中國股市四大股神”身上。內地股市一貫的資金操縱特色使得投資者津津樂道於與莊家博弈，而賭博只需看盤面就可以了。並且，技術分析最好入門，遠比經濟學知識易學好懂，更成爲流行的分析方法。
至今，股民中的老思維仍存在，股市仍被認爲是莊家與散戶爭鬥的戰場，投資者在“博傻”，在相互欺騙和利用，通過對K線和各種技術指標的研究就能戰勝那些邪惡的莊家。事實真是如此？技術指標真的管用？或許只有短線是有用的。股林高手多相信一個“籌碼分佈”的理論，即主力在什麼樣的價位獲得籌碼顯示了它的持倉成本，持籌成本將決定它的獲利目標，一旦價格離開了持籌區，就將展開升勢，散戶便應該追漲。但在價值投資中，投資者因爲企業的盈利而持股，籌碼分佈是毫無意義的。新的一輪行情中，至少前半段價值投資迴歸過程中很少聽到老“股神”的聲音，或許正與投資理念的轉換有關。
在深圳，本來被想象爲莊家的私募基金經理們卻顯示出另一番氣質，與公募基金一樣，各信託私募也高舉“價值投資”大旗，只是掌舵人的經歷難免會在具體策略上留下痕跡。趙丹陽的投資方法便和老一代股林高手不同，銀廣夏熱炒時，他就沒有去銀廣夏公司，而是先到天津稅務局查看銀廣夏每個月用電額度，當發現這麼大一個公司每月用電額度僅上百度時，馬上打道回府。他介紹自己投資方法一直是不看大盤，拋棄大盤，投資自己熟悉的企業，尋找最優秀的上市公司。一般去企業，他很少直接去拜訪公司高管，而是先去考察企業市場環境和生存環境，比如對伊利股份調查時他先去看草原環境，對青島啤酒、五糧液調查時他先去觀察這些產品在各類酒店中的消耗量。
東方港灣投資公司總經理但斌是個徹底的巴菲特崇拜者，他完全“複製”巴菲特的投資思路。巴菲特一生重倉13個股票，其中7個股票賺了270億美元。但斌也只挑選“王冠上的珍珠一樣”的企業，長期持有，平時基本不看盤。據說，其辦公室電腦裏竟沒有股市行情軟件。
在深圳衆多信託私募基金中，從首次募集規模上看，楊駿旗下的曉楊投資可能是最大的。兩次募集均過億元，比起大多數千萬元的資金規模，曉楊投資的兩隻基金無疑都是“大哥大”級的。曉楊投資的募集成績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楊駿個人的顯赫履歷:他曾經是君安證券總裁，“君安事件”後，楊駿轉戰香港市場投資H股。2005年5月，楊駿與國泰君安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合作，在香港推出“曉楊成長基金”，2006年3月又發行了“曉楊機遇基金”，總規模近1億美元。
當初楊駿也是巴菲特的崇拜者，圍繞巴菲特的價值理念進行買賣，也取得了成功。但是做過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學得了的。巴菲特對投資的公司極其苛刻，而在中國很難挑到有投資價值和可以長期持有的公司。巴菲特喜歡的公司基本不受經濟週期影響，而且管理層要特別優秀，很多因素限制了內地公司不可能這樣。楊駿分析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允許這樣，外國人的企業第一代創業，第二代可能就退出了管理層，因爲他們有很多的遺產稅。比如波音公司，創史家族持股可能不到1%，其他都已經被幾代人用掉、賣掉。所以掌握波音公司股票的是一代又一代董事會的成員，每一次新來的人，沒有股份，是靠期權產生價值，靠公司不斷的增值。香港的投資經歷使他發現了一個道理，亞洲人的文化有其劣根性，最終的結果是價值毀滅。亞洲人的民營企業一般是老子傳給兒子，兒子再傳給孫子，傳給孫子之後，所有的價值基本上都光了。楊駿認爲巴菲特不可死學，曉楊投資通過主動的波段操作和行業輪換，規避了漲幅過高的行業和個股。
無論技術型、還是價值型投資者，巴菲特都是股市做手的偶像，投資的真正價值也正在於發現有潛力的企業，促使其成爲行業翹楚。但在我們這裏，股民好賭，你不得不加上一點索羅斯的風格。我們訪問了衆多的股林高手，幾乎所有的股神心中都有一個巴菲特的夢想，同時又展示出索羅斯式的手段。-
我看今年是倒“V”型
和仝言見面前，記者在那座寫字樓停車場的門口看到一個書生氣很重的人舉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幫您投資股票，200萬資金投入，保證每個月至少5%的收益。”記者把這話說給做了十幾年股市投資的仝言聽，他冷笑一聲說:“怎麼可能，股市又不是給你發工資的地方。”
我是把證券投資當事業做的人，覺得自己對它有“宗教”般的崇高熱情。我承認，每個人都有賭性，但我對證券投資以及交易本身的熱愛卻遠遠超越了常人的理解。否則，我也不可能在超過10年的證券投資生涯中，平均每天在盤後花費接近1到2倍的交易時間，去研究市場。
我1993年上大學，所學課程主要是英語、新聞，年底時，老家有上市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當時，家裏人通過中籤買了不少該公司的原始股，但上市後不久恰逢市場低迷，慘遭套牢。我放暑假回家，就被母親帶到當地證券公司營業部的大戶室，母親的意思是那裏有電腦，年輕人接受新鮮事物快，可以學一學。沒想到，我一去就被那些“紅紅綠綠”的曲線迷住了。
當時真不懂什麼是股票，但作爲學生願意看書，就去找了不少理論書籍看，其中包括宏觀經濟及金融理論、證券投資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等方面的內容。假期結束後人雖回到學校，心卻還留在股市裏。從此，一下課就直奔營業部，平時也去圖書館翻閱相關的報紙和雜誌。1994年8月31日，我拿着從同學那裏借來的一筆錢，去證券營業部開立了自己的賬戶。在大學期間的投資收益，可以說是大起大落白忙活一場，基本上全給證券公司打了免費工。不過到大三時候，還是用自己在股市裏掙來的錢買了一臺二手電腦放到宿舍裏，用來研究行情。那時候還是無線接收，得架個天線，行情比實時的要慢，但好在還是可以用來做盤後分析。當時還下“血本”花幾千塊錢去聽當時有名的市場人士講課，我想我對市場的一些基礎技術分析功底和盤面感覺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那時候每天晚上，我的同學們都在忙於考“託福”、打牌或者閒聊時，我卻獨自沉浸在K線圖的“大海”中，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我想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我是喜歡自娛自樂的人，比如看書、打遊戲，我喜歡人機對話。
其實，一直到2003年前，我在股市中的資本積累效果都不是很好，屬於那種給營業部打超級交易量的人。通常持有股票不超過3天，除非被套住了，套住了就等一段時間，但頂多兩三個月就又受不了了。那時候，倒是錘鍊出敢於“割肉”的感覺，因爲覺得市場不斷出現機會，賣出就是爲了買進，我是始終全年滿倉的那種投資者，就是不斷換股票而已，大虧大贏的那種。但實際上那段時間還是賺了些錢，在北京買了些房子。
投資理念的形成，或者說投資習慣轉變的標誌性事件，就是2003年春天從報社辭職回家，成爲職業投資人。其實我大學畢業就想去證券公司，但因爲專業的問題，邁不過那道門檻。就先去了一家全國性的證券報社，當時是考慮這份工作一來不遠離市場，可逐步加強證券投資相關理論基礎知識;二來還可以進一步學習和實踐投資。在報社工作期間，由於經常接觸國際著名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和資深分析師，再加上善於利用相對深厚的證券基礎知識功底，經常能寫出在業界有影響的文章。其中關於國內B股市場調研後發表的相關文章，在業內產生了不小影響。
但我想，一個人只有從事他喜歡、熱愛的事業，才具備取得成功或者出類拔萃的必要條件。當時我也意識到，業餘和專業的差別在中國股市未來將會體現得越來越明顯，所以就決定放棄那份收入、前景和社會地位都還不錯的工作。
專職炒股後，心裏確實有壓力，對風險的感受就不一樣了。讓自己靜下心來，“全天候”研究市場，也研究了自己過往交易的規律，看了很多書，而且每個交易日都堅持寫操作日記。這樣下來，覺得自己對市場的感覺和領悟上了幾個層次，收穫很大。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選股體系，依靠這個體系，從2003年10月9日到2004年7月7日，我在股市的贏利接近翻番。
在報社期間，我投資股市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不能聽消息，一聽消息就賠錢，不管持續多長時間，無一例外。所以還是要自己研判大盤，我通常是把滬深兩市所有的股票都“海選”一遍，看幾個月到半年左右的時間區間內，有沒有機構的資金在持續不斷買入，先挑出一批來。然後再有針對性地去看一些研究報告，來分析基本面。我會剔除掉有風險的，比如說ST股和莊股。然後再按基本面來選，也就是看它基本面裏究竟有什麼信息來吸引資金持續進入，也許就有不爲市場一般投資者所知的。我除了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之外，就是在網上搜索有關這家上市公司的信息、去看上市公司自己的網站、公司內部的報刊雜誌、當地的報紙，或者看當地有沒有親朋好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實地情況等等。每每總能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是不在一般信息披露之中的。
比如“廈新”，2002年初大盤下跌，這隻股票卻急劇放量上漲，我去查爲什麼，就看到一條信息說廈新手機在香港賣得還不錯。實際上，當時支撐這隻股票業績的就是手機業務，有一款手機當時賣得特別好。爲了驗證，春節時候我還特意買了那一款手機送給家裏人，就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好用。做了判斷後，我重倉持有了“廈新”，結果那半年到一年時間，股票價格翻了好幾倍。
簡單說就是基本面和價值相吻合，同時主力在建倉階段，因爲主力機構獲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投資者要強。如果沒有主力資金進入，我也不會去做，畢竟我是爲了獲取超高收益而來的。我一直認爲在中國股市，效率是第一位的，所謂效率就是資本增值的速度。
2005年5月，我按近1:10的高比例槓桿融了朋友一筆錢，每天操作。那年6月6日，股市跌破1000點，就在大熊市最底部操作了大概3個月時間，本金盈利也在3倍左右，收益率還是相當可觀的。這就是爲什麼去年我能設一個私募基金的原因，因爲我在市場中做得怎麼樣，大家能看得見。爲此，在2006年初我再度從國內一家大型投資機構辭職，我從2006年3月開始做私募基金，實際解散是5月中下旬，運作資金近千萬，實際收益(資本金)是2到3倍。也就是因爲收益率太高了，所以如果按事先約定的條件，我要從中得到的紅利就很高，別的股東就有意見，談不攏就撤出來了。
在熊市裏依靠我這個體系非常好判斷，因爲在熊市裏很容易發現資金進入個股的跡象。而在牛市中，通常不存在單一機構的行爲，資金進出比較複雜，再想獲取超額收益就比較難。現在我的投資原則是，寧可不賺，也不能虧。因爲只要你一直在市場中，說盈利多少都沒多大意義。過去的熊市讓大家知道，市場跌起來也是沒個底，一個跌停就少了10%。通常虧損之後很容易產生“博”的心理，更容易陷入惡性循環。
市場是共同的市場，不是某個人的市場，所以誰也不可能準確預見。比如這一輪牛市的行情規模，我沒有預料到，估計大多數人也沒有預料到這麼猛烈。所以最重要是在這個市場上長期活下去，躲過一次又一次的風浪，機會來了你才能微笑着去擁有市場給你帶來的超額收益。這樣的牛市，在本金不受損的時候纔有意義，如果你本來就損失了50%，漲一倍也纔回到原點。
在牛市中獲利週期會拉長，因爲主力資金比較難拿籌碼，建倉時間會比較長。所以不如先放棄自己對市場熱點的主觀判斷，如果是比較大的資金量，做一個投資組合，在相對低估的幾隻股票中平均分配資金，倉位都差不多，看哪個熱點先漲起來，達到事先判斷獲利退出後再把資金投到其他相對被低估的領域，這樣循環操作，看起來比較被動比較笨，但以我的經驗總結，實際收益遠比主動追尋熱點要好。但人性的弱點是很難克服的，人們總相信自己能判斷出市場熱點，而不願意被動接受市場的選擇。
長年專注於股市投資，對我性格的影響是很大的。要想在市場中獲得超額收益，首先要過的就是心態關，一定要平和。我總說放進股市的錢你就別把它當錢了，它就是數字，沒有別的更多意義。除非哪天不做了，或者把錢從股市裏拿出來買房子買車、花掉了，它纔是錢。我從來都沒把股市當作是發大財的地方，在我看來，做股市投資和做一個產業實體一樣，都是在積累生產資料，賬面上積累的數字就是機械、廠房、員工這些要素。做產業的人掙了錢願意擴大再生產，我的思維也是一樣的，覺得資金量更大之後，看待市場也會發生一些變化，會更加偏重於基本面，會更多做一些戰略層面的考慮。如果資金足夠多到開一家公司，可以組建一個投資團隊，也讓自己獲得更多一點自由。
在股市做了10多年，聽到太多“神話”，但看看曾經市場上的英雄豪傑，現在都到哪去了，更何況當初也是道聽途說的多，真正一夜暴富，只賺不賠的人，我是一個也沒見到。
未來兩三個月是相對敏感的時間，如果市場漲得比較緩慢，波折多一點，我會留在市場上的時間長一點，否則就擇機空倉，去休息一段時間。我感覺到市場風險正在積累，雖說牛市不言頂，但不代表自己不做判斷。今年初，大多機構都預測是“V”型走勢，我看倒“V”型的可能很大。
對我們這樣幾千萬元的資金來說，長期走勢跟目前具體的操作關聯性不大。實際上，按我自己的體系，現在已經陷入無股可選的境地。我們常說看多看空都能賺錢，就是貪心的人不賺錢。實際上，市場中唯一能稱得上“規律”的也就是波動了。當前市場積累了太多的獲利盤，說不定出現什麼事件就誘發中期調整了。我也需要關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了，這兩年的牛市，我身心俱疲。-
沈源斌:金錢是如何變成數字的
他覺得，短線投資就是一種消耗時間和金錢的行爲，“表面上有掙錢套利的快樂，但再回頭一看，今天掙的錢，明天就賠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場的大勢，靠聽消息過日子，永遠是初級股民”。
沈源斌還不到40歲，看上去一點不像一個有錢人，倒像個體育運動愛好者。高大的他穿普通的棉布外套，手中的高爾夫球包有點顯眼，但在今天的上海，這也不是什麼新貴的標誌。新一輪股市交易使他的身家又翻了幾番，近億元的收益在前面默默等待着他。
他不會每天看股市行情，對他而言，那是10年前的習慣，現在的他雷打不動的安排是每週的高爾夫和瑜伽課。眼下人生裏最得意的事情是:40歲的他，身體明顯比10年前要好，剛去醫院檢測過，醫生對他的身體狀況大加讚揚。而近年唯一的煩惱是，每年有幾場推不掉的應酬，應酬中一定要喝酒，“都是我們所投資企業的年終活動，免不了喝酒”。而對身體的愛惜已經到了一定程度的他而言，喝酒就是受罪，要幾天才能緩過來，能逃掉一場是一場。
“父親去世對我影響很大。”沈源斌的父親因癌症在2003年去世，當時他手上已經有幾千萬元的資產，儘管大部分還在股市套牢，但是手中的現金，也足有幾百萬元，“那一刻在醫院黑黑的走廊裏，只有一個想法，就算有這麼多錢，也救不回父親的命了”。喜歡總結經驗的他，於是得出身體遠比金錢重要的結論。
他覺得父親就是生活習慣不好造成的癌擴散，“他整天就是打牌，從來沒有過什麼別的運動”。所以現在他自己徹底愛上了運動，“想想從前在電腦前一坐一天地炒股票，真是恍如隔世”。
眼下的這場牛市行情興起的時候，他也不怎麼激動，他說:“都經歷過了。”他覺得這場面和15年前他剛進入股市時候極其相像:“申銀萬國門前全是排隊入市的新股民。”不激動的另一個原因是，手中沒有多大的資金，不能投入地去炒股票。他的大部分投資，在一個尚有幾個月纔可以入市流通的法人股上，那時候他的資產就可以翻幾番了，“因爲手裏有好牌，所以對這輪牛市就沒那麼投入”。他明確表示自己並不是不愛錢，只是因爲心中有數，所以沒那麼激動。錢對於他而言，現在確實只是數字的變化，“我又沒什麼龐大支出，就是過日子，幾年前就覺得自己的錢是用不完的，對錢越來越沒有概念了”。
15年前，他也是剛入股市的新手，1992年辭職的時候，心中還是有些膽怯。畢業於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的他那時剛工作兩年，而且是事業單位編制，再怎麼不好每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離開它意味着從此走上了一條不甚安穩的道路。“那時候我家在曹家渡附近，離開單位所在的浦東高橋很遠。”每天早上6點就要起牀上班，更大的問題是:高橋離市區至少有兩小時車程，離開證券交易所實在太遠了。
“當時每天至少要跑幾趟證交所，實在沒辦法兩頭兼顧，在這種情況下，就交了辭職報告。”交報告那天，心裏雖有些不捨，但還是很有底氣的——他最早進股市的3000元已經變成了2萬元，“那是什麼概念？可以算是我當年工資水平20年的收入總和”。
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炒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總覺得，“更大的社會變化要來，那時候已經有徵兆了”。他的熟人中，有的去了剛開張的希爾頓酒店工作，“每月的收入有四五百”。在沈源斌看來，這種差別不僅僅代表着財富的差別，也代表着社會有了更多的機會。
他一直管炒股、炒樓或別的投資行爲叫“投機”，至今也沒有改口。在他看來，這種投機是他這個平民家庭的孩子上升的唯一渠道，“還在上大學時候，看見報紙上有國債行情的消息，那時候，多數人還不知道國債是怎麼回事”。他回家讓父母拿出積蓄，全部買了國債，那次的收益多少已經忘記了——因爲後來是父母親去銀行拿的贏利。也許就因爲有這次成功的投資經驗，所以到他辭職時候，父母纔沒有阻攔。
在沈源斌記憶中，那時候他是泡在證交所的。每天早上9點就去，下午15點等股市結束後回家，已經累得只能睡覺了。剛開始也是散戶，後來進了中戶室，再後來進了大戶室——但並不是因爲資金雄厚而進的大戶室，而是和一起炒股的同學混進去玩的，也遠遠地見過當時大名鼎鼎的楊百萬，心中不以爲然，雖然楊百萬算他們的上一輩老股民，“那時候我自己也心高氣傲，從2萬到20萬元，一下子就到100萬元”。第一次掙到100萬元，心中很迷惘，覺得自己也算有錢人了，這輩子的目標怎麼這麼早就完成了呢？
可是很快，100萬元又變成了20萬元，“剛開始覺得不能接受，後來反覆多了，覺得這就是投機的常態，金錢就和數字一樣。要不這樣才奇怪呢”。那時候做投機還透支，“這種行爲肯定不符合規定，但大家都混熟悉了，有時候就自己拿交易員的電話直撥市場下指令，“透支的額度至少是100%”。有的人因爲透支而輸得精光，“聽說自殺的都有，但我也不在乎，整個人完全是混沌的”。
當時在沈源斌交易的營業部的負責人唐儀說:“那時代還比較混亂，透支還是經常發生的。”交易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管好各個人，“不是說每個人都允許透支”。允許透支的人，第一要有風險承擔的能力，“輸了要認賬”;第二要有掙錢能力，輸錢了還能掙回來，“和牌桌上的道理一樣”。而沈源斌就符合這兩項要求，“他有很好的賭客心態。”唐儀笑言。
也就因爲看好沈源斌，唐儀把他拉進了自己的交易所，讓他負責機構投資管理，“那時候，證券交易所留不住好的人才，做得好的交易員不久就自己當炒家了”。而沈源斌則正好相反，他是自己當炒家久了，有機會運轉更多資金，心中很高興，“但是他不肯拿我的工資，只是義務幫忙”。
“但是那時候沒賺什麼錢。”沈源斌還記得，自己當時上午炒股票，下午炒期貨，結果股票上賺的錢都輸在期貨上，一天就輸掉幾百萬元，也不覺得惋惜，但“股票市場上賺錢基本上已經很穩當了，源源不斷提供了資金”。唐儀印象中，當時只有20多歲的沈源斌已經是很好的技術分析人才，“有的人在股票上有天賦，他就有那種天賦”。唐儀的朋友中不乏在倫敦金融學院裏學習了股票交易的人才，“但是學習了也不一定有用，那些朋友照樣會輸錢”。
股市上的贏利並沒有改變他的具體生活，“每天還是上班下班一樣地炒股，回家了就住在小房子裏。”那時候，沈源斌還和父母親一起住，父母親讓他買房子，事事都講投資概念的他覺得當時樓市還沒到最低谷，買房子不划算，所以一直拖着不買。“但是錢來得容易，所以花錢不心疼，去一趟歐洲花了50萬元買首飾和名錶。”可這種生活也沒有給他帶來樂趣，“我和老婆都覺得，這些東西買來了又沒什麼用，覺得很無聊”。
1995年12月發生的一件事情改變了沈源斌，當時他手中有大量替機構管理的股票，因爲中央政策調整，他預感到整個市場可能會立即有變化，當晚去深圳出差調查，第二天拋掉了手中的機構股，保證了機構沒受大損失，而他自己持有的股票沒時間拋，結果損失慘重。唐儀說:“我們就是那時候開始合作的。”她就是那時候開始認識到沈的忠厚和可靠，“要是僅僅是技術高手，我們是不會考慮他的”。沈源斌也一下子由小股民變成了投資公司的合夥人。
因爲幾個人的合作，整個投資變成了思考性的行爲，沈源斌也變成了更成熟的投資者。“從前習慣以小搏大，因爲那時候沒錢，但是現在更喜歡無風險套利，追求穩定回報。”在2002年之後，他們幾個人把所有資金投向了法人股市場，“那時候我們已經不看好二級市場了”。法人股遲遲沒有進入流通領域，股票市場上的回報也越來越少，那是沈源斌心中無數的階段，加上父親的病，“那時候也會緊張，看看自己手中的現金沒剩下多少了，還要承擔每個月家裏的一切開銷”。可也就是這樣的空閒時間，讓他能反思自己前些年的緊張人生，“突然覺得，那樣的每天買進賣出是多麼荒謬”。他覺得，短線投資就是一種消耗時間和金錢的行爲，“表面上有掙錢套利的快樂，但再回頭一看，今天掙的錢，明天就賠掉了。不去看清股票市場的大勢，靠聽消息過日子，永遠是初級股民”。而選擇了法人股，當時看似失敗的投資，現在看起來，卻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表面上是運氣，其實還是建立在對股市的走勢分析上的”。
眼下的牛市對他的生活沒什麼影響，還是按部就班地鍛鍊身體，看行情純粹是幫朋友的忙。“不過我的觀點影響不了他們，他們還是喜歡在市場裏進進出出。”對於他，交易的樂趣已經不大了，牛市裏，“拿個飛鏢扔報紙上的股票，投到哪隻都能賺錢，這樣多沒意思”。而熊市裏套利，“那才能顯出技術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