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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曾經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職業，但現在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
“五一”勞動節前，一則“上海4000戶的入戶調查顯示，僅有1%的人願意做工人”的消息引起關注。記者調查發現，這是一條由不實數據而引發的消息——“明天誰來當工人”？
從1%到0.1%
記者調查發現，“上海4000戶的入戶調查顯示，僅有1%的人願意做工人”的消息，來源自某媒體引述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培訓中心副主任林澤炎的一次會議發言，他在發言中援引了2005年7月1日《職業》雜誌《不做藍領的理由》一文中的調查數據。
記者隨即聯繫從事該調查的單位——上海市質量協會用戶評價中心。
上海市質量協會用戶評價中心的工作人員虞榮華介紹，2005年，該中心做了一份《上海市中小學生成長質量公益調查》。通過對義務教育階段的上海學生家長進行攔截調查，共蒐集總樣本數爲1324份。在回答“今後希望孩子做什麼”的單項選擇題時，30.9%的家長選擇公務員，僅有1.1%的家長希望孩子成爲工人。
該中心去年5月份做過的一次《2006年上海義務教育階段教育質量公益調查報告》顯示：上海13個區縣(除了崇明、嘉定、南匯、奉賢、松江、青浦)義務教育階段的1027名學生在回答“今後希望做什麼”時，選擇做工人的僅0.1%。
專家觀點
解讀調查數據不可斷章取義
“《上海市中小學生成長質量公益調查》是一份將地區限定在上海的調研報告，要推論全國的情況，必須在全國範圍進行抽樣調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說。
因此，某些媒體斷章取義地說“只有1%的人願意做工人”，就將在上海的調查結論擴大到全國，從而擴大了結論的適用範圍和負效應。
一項典型的社會調查研究中，研究者在確定研究目的之後，首先要界定調查對象。由於全面性的普查比較困難，所以通常採用抽樣調查的方法，比如簡單隨機抽樣、分層抽樣、整羣抽樣等。
社會調研是否客觀、科學，如何抽樣非常重要。只有遵循嚴謹的概率抽樣，才能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該樣本成員的特徵才能反映較大羣體的特徵。專家介紹說，要確保抽樣的嚴謹及其成功，需要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要保證抽出的部分與調查對象的整體具有同樣的特徵、現象和關係等，否則調查研究的結論就會出現較大的誤差，不能用來推斷總體的情況。
羅家德說，抽樣調查就好比醫生通過抽取病人全身血液的一部分，就足以化驗出全部血液的情況一樣，但是並不能化驗出人全身的情況。所以對於樣本結論來說，只適合推論出調查總體的情況，無法準確推論超出調查總體範圍的情況。
俗話說，數據能說話。羅家德說，一個人必須具有精湛的技藝，所學習的相關理論需要很豐富，對相關背景十分了解，才能精確解讀數據。
“4000戶的入戶調查”和“1%”兩個數字，都被證明是空穴來風。但是，由這兩個數據而引發的消息卻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背後又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和現實呢？
上海市曾經輝煌的330餘所技校，如今只餘20多所還在招生
“能做白領，當然不做藍領。”坐在辦公室裏的李蓉精神煥發。對於剛剛獲得的一家運動衣公司人事專員的工作，她十分滿意。
“還有0.1%的上海小孩願意做工人？我覺得可能0.1%都不到！”李蓉說。
1997年，行將關閉的上海液壓泵廠技校送別最後一批畢業生，李蓉就是其中之一。按理應該成爲一名車工的她，10年來換了好幾次工作，她寧肯選擇待業在家，也不願去做工人。“工人工資低、地位低、又辛苦，做車工學徒時，我手上都是鋼水燙的泡。”
李蓉同班有20多名同學，剛畢業時，有幾名學生進工廠做鉤針，除去“四金”，工資僅450元，最高也不過900元，最後都相繼轉行了。“據我瞭解，我們班一個做工人的都沒有了！”
工人待遇差，隨之而來的是技校招生的尷尬。上海曾有330餘所技校，因生源不足，大批被整頓關閉。在上海市教委主辦的上海教育網上，記者查到的技工學校一共只有36家，其中12家在2005年到2007年間已停止招生。
“這些年我們的生源一直在下降。”上海市高級技工學校教師董淳認爲，現在社會對工人存在偏見，工人的待遇也偏低，導致人們不願意做工人。他希望用政策引導，給技術工人較好的經濟待遇和較高的社會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員認爲，一個階層的貢獻應該與其所得相稱。人們不願做工人，與工人的貢獻未能得到應有回報有關。這些回報不僅僅是物質的，還包括權利、尊嚴、平等等非物質因素。
“上世紀80年代我們憑會員證進工人文化宮，全部免費！工業展覽、文藝演出……裏面樣樣有，現在可今非昔比了。”上鋼十廠的退休老工人周蘭花說。
“以前，說自己是上鋼十廠的，很吃香。現在，工人是‘窮’的代名詞，誰還願意做呢？許多老廠都停產了，市區內的工廠也不多了。”提起當工人的感受，周蘭花心情很是複雜。
1997年，越來越不景氣的上鋼十廠併入寶鋼，周蘭花也從廠裏內退，每月拿700多元退休金。
上海進城務工人員規模已經接近傳統的職工隊伍
“只有0.1%？真的這麼低嗎？”聽到沒人願意做工人，來自四川閬中市的賴仁第夫婦感到難以置信。
他們2000年到上海打工，現在妻子做家政，丈夫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倉管。“在我們鄉下，農民進城當工人，可是了不得的事。當工人總比種田掙得多，家裏人也面上有光！”賴仁第說。
與他們有同感的，還有忙碌在嘉定區江橋鎮工地上的上海第四建築公司租賃分公司的農民工。
露天的堆場上，整齊地堆着各式各樣模板，打磨切割的摩擦聲十分刺耳。“我敢保證，這裏沒有一個上海人，清一色是農民工。”來自四川敘寧的農民工胡敦高說。
據瞭解，工人們平均工資約1500元，高的超過2000元，低的只有幾百元。農民工們都表示，很希望成爲上海的產業工人。“我們集團一線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工。”上海建工集團第四建築公司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重輝介紹。
上海市總工會提供的一份有關《上海職工隊伍狀況的發展變化》的調查顯示：上海進城務工人員規模已經接近傳統的上海職工隊伍，超過國有經濟職工隊伍，並有迅速擴大的趨勢，逐步成爲上海生產建設第一線的生力軍。
現在，在上海“苦髒累險”崗位上工作的基本都是進城務工人員。紡織廠的擋車工、碼頭的裝卸工、建築工地的泥水工、環衛的清掃工，進城務工人員都佔9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
“現在的農民願意做工人，但其第二代是否還願意做，值得懷疑。”石秀印憂慮地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也表示了同樣的擔憂，目前農民工在工人中的比例，大約是60%到70%，但是工資水平太低。將產業工人再生產的責任，都推給貧窮的鄉村，長此以往，“中國製造”還能可持續發展嗎？
提升“中國製造”的水準，需要知識型技術型工人
“不願意做工人情有可原，誰願意高風險、低收入，還不被人尊重？但我希望能夠證明：工人還是有幹頭的！”2006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獲得者、寶鋼分公司鍊鐵廠工人韓明明，對調查結果並不感到意外，同時他對自己的職業仍滿懷激情。
“這個調查的結果並不意外，很多人覺得工人這個稱呼不大好聽。”25歲的陳敏是畢業於重慶大學自動化專業的本科生，2004年進入寶鋼分公司鍊鐵廠工作，現在是助理工程師，負責設備維護。
陳敏覺得，人們對產業工人的認識需要調整。“其實，現在工人不是那麼好當的！”以往，初中畢業就可以做工人，但在寶鋼，至少要高中畢業，甚至大專、本科畢業，才能勝任某些工人崗位。
“我們的設備很多都是進口的，資料都是外文的，這對我們工人的要求很高，需要不斷學習纔跟得上形勢。”陳敏的同事楊迪，也有“工人難當”的感慨。
“培養一個高技能的知識型技術型工人，比培養一個大學生還難。”韓明明說。
陸學藝認爲，我們習慣於強調高精尖技術，強調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的作用，爲什麼有些產品還出不來？可能就是忽略了工人的作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都說上海貨好，其實是上海師傅技術水平高。而現在，企業不願培訓工人，已成了普遍現象。”
石秀印在浙江調查時，也遇到很多老闆抱怨“找好工人難，要留住好工人更難”。石秀印認爲，如果技術工人能形成較大規模，既有利於產業升級，有利於提升“中國製造”的質量水準，還能有效改善目前比較緊張的勞動關係。
他建議，重視對工人的教育、培訓，尤其要研究如何將大量農民工轉變爲產業工人。這需要企業、政府和工會多方面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工人(包括農民工)爲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但在如何善待工人，如何穩定提高工人的經濟社會地位方面，我們仍然還有許多具體細緻的工作要做。”陸學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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