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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會軍：和張藝謀頭對頭睡了四年
高考往事
“候考的那地方，有幾個人就在那兒說‘巴贊’、‘愛森斯坦’、‘長鏡頭’、‘蒙太奇’。說得我們都嚇傻了，在心裏嘀咕自己是不是不該來考。”
北京電影學院“78班”攝影專業的巨幅畢業照懸掛在院長張學軍辦公室的正牆上。白底黑字的“北京電影學院”木刻牌子被高高掛起，所有的面孔都青春飛揚。
陽光灑在牆上，浮現出斑駁影像：張藝謀、侯詠、呂樂……照片上的人都還年輕，最年長的張藝謀當時也不過三十。“顧長衛和趙非得奧斯卡提名最多。”張會軍如今是北京電影學院院長，他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藝術院校全面恢復高考是1978年，比全國其他類高校晚了一年，那一年考上藝術院校的青年，日後成爲改寫中國當代藝術史的“第五代”電影人、音樂人的中堅力量。
越考越踏實
回想當年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的心情，張會軍說並沒有後來很多人渲染的那麼激動。“‘文革’中一直都是推薦，剛聽說要考試時都很茫然。不知道高考是個什麼東西，怎麼考，考什麼。”
1978年，22歲的張會軍已經在社會上“晃盪”了很長時間，插過隊、當過兵、又在北京的一所中專學校教了4年書，教過的科目林林總總，“數學、語文、美術，連體育也教過。”
因爲覺得沒有學歷，在學校裏呆不下去，他的出路只有考大學。
當時有11000名考生報考了電影學院，“這個數目和今天報考電影學院的人數沒法相比。”張會軍說，考生報名之前，都掂量過自己的水平，具不具備這個條件，很多人當時都不敢考。“不像現在很多人，一說喜歡就義無反顧，不顧自己的實際條件就來了。”
張會軍對當年的考試經歷仍然記憶猶新：“候考的那地方，有幾個人就在那兒說‘巴贊’、‘愛森斯坦’、‘長鏡頭’、‘蒙太奇’。說得我們都嚇傻了，在心裏嘀咕自己是不是不該來考。還有一些人拿着自己畫的素描，大衛啊，海盜啊，就更被嚇傻了。那些都是我們沒見過的石膏像。我們當時畫的都是頭上系白毛巾的農民，連老頭、小孩都沒畫過。”
進入考場，並沒考“蒙太奇”、“長鏡頭”，一試、二試過後，張會軍越來越踏實了，先前在門口“甩詞兒”的那幾位一波一波走了，被淘汰了。“當初考得很實在，就看你對生活的感悟，一些文學、藝術領域的基本常識，那些名詞都派不上用場。”
張會軍記得，進入考場，攝影系的考場裏坐了一屋子老師，“看着很可怕”。後來知道當時考他們的人全是像老院長沈嵩聲那樣年富力強的業務骨幹，“當時我一看老師腿肚子全跑前面了。”但老師開口發問，張會軍就放鬆下來，問題無非是些“你讀過什麼書”、“看過什麼電影，喜歡這部電影的什麼”、“這張畫你知道嗎，這個作者的情況你能說一點嗎？關於這個國家的繪畫流派你能說點什麼嗎”、“你生活當中是個什麼樣的人”。
“老師並不是問，‘你看沒看過什麼書？看沒看過什麼電影？’不是盛氣凌人、裝腔作勢的壓迫着你發問。”那種對常識性知識的提問和對談式的平等交流，讓張會軍覺得很放鬆。
那時候張會軍住在宣武門，每天騎着一輛‘28’款的男車到位於朱辛莊的老電影學院考試，“一個書包左肩右斜，拿個瓶子裝水，帶着乾糧挺高興，坐在那棵樹下面，挺好，沒有覺得苦啊什麼的。”
考完電影學院，心裏沒底，張會軍又去考復旦和人大的新聞專業，高考完了每天在家昏睡。
顧長衛長了攝影系的志氣
1978年6月，發佈榜單，一萬多名考生，157人幸運地走進了電影學院，成爲‘文革’後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學生。張會軍是其中之一。
攝影班裏，張藝謀年齡最大，考試的時候，張藝謀超齡，攝影系考生不準超過22歲，張藝謀26歲。“當初他是咸陽棉紡八廠的職工，很執著。他照片拍得好，畫畫也很好，給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寫信，黃鎮特批了。”張會軍回憶，唸書時的張藝謀很低調，不大說話，“他壓力很大”，張會軍說，當時“78班”的人對張藝謀很尊重，因爲他業務太好了。做作業的時候我們能感覺出來他攝影、繪畫的功底，包括他的人生經歷，“我們倆頭對頭睡了四年”。
“顧長衛是一個外表很平靜但內心很澎湃的一個人。他說話靦腆，畫的畫非常大氣。你討論什麼問題，顧長衛都在旁邊聽着，到最後他都會發表自己的看法，聲音不高，但看法獨到。他的行大於言，張藝謀的第一部片子，攝影誰也不找，就找顧長衛，可見張藝謀對顧長衛的瞭解和信任。最後《紅高粱》得了金熊獎。”
“當初我們追着表演系漂亮女生拍照，人家也不怎麼搭理我們。但顧長衛長了我們攝影系的志氣，找了表演系最漂亮的女生蔣雯麗。”張會軍說。
1982年7月，“78班”畢業，大部分分配到全國各大電影製片廠，張會軍留在了北京電影學院。張會軍說，上大學的時候同學們在一起也常感嘆——考大學是改變人生命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沒有當年的高考，這撥人不知道現在在哪兒，中國的電影史可能又是另一個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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