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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話語模式可以對革命和社會變革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如果把某種話語模式凝固化，同樣可以造成巨大的損害。在“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下，話語同階級鬥爭無關，同與此相聯繫的權力鬥爭無關，只是同發展經濟、發展文化以及同個人和社會利益的協調有關
從2007年兩會“民生”成爲最強音，到近來全國從上到下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切實舉措，悄然間，隨着構建和諧社會圖景的呈現和深入人心，我們注意到，一種與時代相對應的新話語模式呈現在我們面前。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語話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改革和革命需要作理論上的表述。社會變革同理論上的表述互相促進。理論上的表述會逐漸成爲普遍的話語，同實際的行動相結合，成爲某種話語模式。
話語模式反映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關係的論述，可以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何謂“話語模式”？這需要追溯到歐洲的宗教改革、啓蒙時期，從法國大革命前的啓蒙時代說起。一個女孩帶着麪包和牛奶去探望居住在農村的外婆，狼打聽到了她外婆的住址，先把她的外婆吃了，然後裝成她的外婆，把小女孩也吃了。這是法國農民冬天圍着爐邊經常講的狼外婆的故事。這可以看作是當時法國農民的一種話語模式，它反映法國農民對法國封建貴族在農村“人吃人”統治的極端不滿。
到了1730年之後，法國資產階級逐漸興起。法國大革命的話語模式就是“自由、平等、博愛”。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法國新興資產階級取得了法國大革命的勝利。
法國大革命的勝利對俄國的十月革命有巨大的影響。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時，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中國的革命深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共產國際把十月革命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話語模式照搬到中國來，主張中國革命是建立蘇維埃式的共和國的目標，把在一個國家可以首先奪取政權的經驗說成中國可以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政權，並且鼓吹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可以在中心城市發動起義。這種話語模式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毛澤東深入到中國農村作調查研究，提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說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努力把話語的主導權從共產國際手中轉移到中國共產黨自己手裏。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新的話語模式受到全黨的擁護，替代了共產國際“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舊的話語模式，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從啓蒙運動到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可以瞭解話語模式。由來和演變的過程，也可以瞭解話語模式的含意：話語模式反映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關係的論述。話語模式同實際的社會變革是聯繫在一起的。由於話語模式便於同廣大羣衆溝通和交流，可以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話語模式是不斷髮展的。某種話語模式可以對革命和社會變革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如果把某種話語模式凝固化，不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加以修改和發展，同樣可以造成巨大的損害。
從話語模式的變遷看政治發展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自然要借鑑蘇聯的經驗。聯共黨史和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我國廣大幹部學習的著作，其中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的話語模式對我國自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讓人們重新思考。
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期間，曾經試圖擺脫這種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把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這種話語模式的轉變沒有取得成功。在1958年開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等運動，並提出了“三面紅旗”。紅旗代表無產階級，白旗則代表資產階級，因此又陷入了舊的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中。這樣就更加僵化了階級鬥爭的觀念。與此同時，開展了對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經過上述演變，話語模式就凝固爲“以階級鬥爭爲綱”。
幸運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我國逐步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話語模式的根本轉變。
鄧小平明確提出廢除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路線，把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同時否定了“兩個凡是”，爲話語模式的轉變創造了前提。從我國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市場同樣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手段，突破了姓資姓社的框框，使我國經濟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同時，打破了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市場割裂的框框，果斷地提出創辦特區，使我國市場逐步同世界接軌。根據鄧小平的理論，我國採取一系列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使我國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根據鄧小平理論，黨中央又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爲指導思想的執政基礎。
根據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又做出了以人爲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理論表述。這些新表述中的核心是“和諧社會”，只有和諧，才能做到“以人爲本”，只有和諧，只有政府同企業、社會和民間的緊密合作，才能實現科學發展，也只有“和諧”，才能構建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使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利益都能增進的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話語模式重在保障話語權
由上可見，從“以階級鬥爭爲綱”到“和諧社會”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話語模式的重大轉變。高尚全曾經對“和諧”兩個詞作過解讀：“和”是指“人人有飯吃”，“諧”是“人人都講話”。最早對意識形態和話語模式作過論述的法國學者托拉西，曾指出某種話語模式必須注意修辭和語法，以便在公衆中能夠流傳。“和諧社會”既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符合漢語的文法和邏輯，又符合人們的理念和道德，容易爲公衆所接受和理解。這種話語模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現在從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轉變爲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語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話語模式下，話語同階級鬥爭相聯繫，從而同某種權力相聯繫。在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下，話語同階級鬥爭無關，同與此相聯繫的權力鬥爭無關，只是同發展經濟、發展文化以及同個人和社會利益的協調有關。不同的話語不是來源於階級鬥爭，而是來源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分工的發展。因此，保障話語權，讓人人都可以講話，反而可以促進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以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協調。
總之，在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下，可以避免在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下保障話語權和剝奪話語權之間的矛盾和困境，使保障話語權和構建和諧社會處於良性循環。在良好的語境下，人人都講話，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而社會愈和諧，又可以促進人人都講話，進一步完善和諧社會良好的話語秩序和制度。(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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