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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36個傷兵病員，高舉共產黨的旗幟，在暗影籠罩着的魚米之鄉，埋着頭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躪着的田園……”這首名爲《你是遊擊兵團》的歌曲是新四軍6師18旅52團的團歌。
1939年5月，新四軍一支隊6團團長葉飛按照支隊司令員陳毅的命令，帶領部隊衝破日、僞軍的封鎖和國民黨軍隊的限制，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的名義，在當地黨組織和人民抗日武裝的配合下，從蘇南茅山根據地出發東進，經無錫、蘇州、常熟、太倉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區。東進途中，部隊沿途襲擊日僞軍，炸燬敵佔火車站和敵營房據點，切斷鐵路和電線，伏擊敵運輸車隊等，不但打擊了日僞軍，而且擴大了我黨和新四軍的影響，部隊很快從出發時的1000餘人發展到5000餘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
新四軍東進也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國民黨第三戰區不斷向新四軍施壓，頻頻挑起衝突。爲顧全大局，新四軍東進部隊於1939年秋西撤，向蘇北發展。
由於天氣炎熱，部隊機動作戰，戰鬥頻繁，新四軍西撤時在陽澄湖畔的常熟縣一帶組建了後方醫院，先後留下了劉飛、夏光、黃烽、吳立夏、童襲予、樑玉貴、袁阿毛、章立、葉誠忠、陶祖全、張世萬、謝錫生、趙林坤、華玉坤、曹德清、陳新一、褚學潛、彭海清、尹桂寶、王佑才、楊弟二、趙政山等36名傷病員。
他們在遠離主力部隊的敵後，依靠當地黨組織和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掩護，一面醫治傷病，一面與日、僞、頑軍周旋。後方醫院不得不經常轉移，每到一個村莊，傷病員就被分散安排到羣衆家裏，農家的客堂、廚房、牛棚、豬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傷病員的藏身之處，門板一架就是病牀，蚊帳一掛就是手術間。每逢敵人“掃蕩”，羣衆和醫護人員就一起將傷病員擡上船，轉移到蘆葦蕩中。敵人走了，傷病員又被接進村子。有時，傷病員被敵人長時間圍困在蘆葦蕩裏，不得不常常以蘆根、雞頭米、小魚小蝦螃蟹等充飢。常熟縣委、蘇州縣委和當地羣衆常常冒着危險，衝破封鎖，爲傷病員送來食品、衣裳和藥物。有時來不及轉移，黨組織和羣衆就把傷病員和醫護人員就地隱藏起來。醫護人員則經常扮成當地老鄉，爲分散在羣衆家裏的傷病員療傷換藥。在黨組織和羣衆的掩護幫助下，傷病的指戰員不但陸續恢復了健康，而且和當地羣衆結下了魚水深情。
1939年10月，葉飛派楊浩廬返回常熟，傳達了以傷病員爲主體重建部隊、堅持原地鬥爭的命令。1939年11月6日，以新四軍傷病員爲骨幹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個村莊成立，夏光任司令，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黃烽任政治處副主任，在蘇州、常熟、太倉一帶堅持抗戰，東路地區的抗日鬥爭再次發展壯大起來。1940年2月8日，是農曆正月初一過春節，部隊在駐地——陽澄湖畔的陽溝漊與前來偷襲的日軍展開激戰，斃傷包括指揮官齋藤在內的日軍數十名。到1940年4月，部隊已發展到400多人。
這時，新四軍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受新四軍軍部的派遣，率劉飛等到常熟領導蘇南東路地區的抗戰，並逐步建立了蘇常太和澄錫虞兩個抗日遊擊根據地，部隊又一次迅猛發展，至1940年11月，部隊擴大到3000餘人。1941年2月，部隊改編爲新四軍6師18旅。
爲歌頌和紀念新四軍36個傷病員，依靠人民羣衆，養傷陽澄湖畔，堅持敵後抗戰的這段可歌可泣的鬥爭歷史，在1957年建軍三十週年前夕，曾任新四軍18旅旅長、解放軍第20軍軍長的劉飛將軍，撰寫了長篇回憶錄《火種》，並把有關章節取名《陽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蘇《雨花》雜誌發表。同年，軍旅作家崔左夫根據新四軍傷病員和18旅的戰鬥歷程撰寫了《血染着的姓名——36個傷病員鬥爭紀實》。
1959年，上海人民滬劇團創作了現代滬劇《碧水紅旗》。後來，受劉飛回憶錄《火種》的影響，於1960年把劇名改爲《蘆蕩火種》。1964年1月，滬劇《蘆蕩火種》進京演出。隨後，北京京劇團將其改編爲現代京劇《蘆蕩火種》。1964年4月27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陳毅、陸定一、鄧子恢、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隨後，毛澤東也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並提議把劇名改爲《沙家浜》。1968年，現代京劇《沙家浜》被拍成電影在全國各地上映。同一時期，現代交響音樂《沙家浜》創作成功並在全國各地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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