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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至17日，短短數天內，北京已相繼有5名高校學生墜樓身亡。
這樣的頻率震驚了社會，也震驚了一些專門關注大學生危機事件的人士。這些人士包括出生於加拿大、客居中國20年的費立鵬博士(Michael Phillips)和北京工商大學林永和教授。費立鵬博士長期關注自殺問題，是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負責人。林永和教授則長期從事高校心理諮詢工作，並擔任北京高校學生心理素質教育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他們認爲，悲劇本可以避免。
危機頻發，有些高校並未真正重視
林永和表示，歷史資料表明，四五月確實是大學生危機事件的高發期，10多年前，北京高校就曾發生過與今年相似的情況。
費立鵬也表示，根據他的研究案例，連續幾天內發生多起大學生自殺事件的情況比較少見，明顯比往年報告的密度要大得多。
但他們都表示，這並不意味着大學生自殺率就特別高。林永和提供的數據表明，近幾年，北京高校大學生自殺率爲十萬分之零點四六。教育部官員日前在中山大學一次會議上說，北京高校中每80萬人中僅有15人自殺，低於社會自殺案。
儘管如此，大學校園發生的多起大學生危機事件，都會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這與大學生羣體受到整個社會關注程度較高有直接聯繫，更重要是，類似事件的頻發確實引起了社會的警醒。有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以來，北京高校發生類似事件導致學生死亡人數平均每年都在兩位數以上，而今年截至目前的數據，已接近去年全年的總和。
林永和認爲，危機事件的連續發生已經影響到了大學的正常教學秩序，波及的人羣包括大學生、家長及整個社會，人們心理受到了震撼和衝擊，想要不斷地弄清事情真相，總結分析原因，預防同類事件的發生。
費立鵬也認爲，加強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目前在自殺研究領域最需要的資源就是準確可靠的數據。他發現，通過媒體報道出來的數據並不是實際可用的研究數據，用符合流行病學的方法去分析數據才能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數據不可靠，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案。
但目前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許多高校發生類似事件後，採取消極應對的措施，並沒有真正重視起來。
加強危機干預，悲劇本可避免
費立鵬表示，自殺者在自殺前一定是有徵兆的，有沒有被發現並得到幫助，對最後是否發生自殺有很大的影響。提高周圍人的敏感性，並提供志願服務的機會，也給心理障礙者提供了易於接受的求助渠道。
林永和也認爲，一個生命的主動終結是非常痛苦的過程，往往會留下許多痕跡，怎麼遮掩也是掩飾不住的。“這種行動絕不是毫無考慮的，而是有着一個巨大的心理衝突過程，因此，這類危機事件有許多生理、心理掙扎的蛛絲馬跡，就像地震前有動物慌亂的痕跡一樣”。
他表示，如果這種跡象及時被同學、老師等人發現，及時進行危機干預，就可大大減少發生的機率，“北京某高校一個清潔工發現有個男生在樓頂徘徊，馬上通知學校相關部門，結果一問，這個學生果真已經萌生了非常強的自殺念頭”。
林永和說，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校園槍擊案就更能說明問題，老師和同學很早就發現了兇手(趙承熙)存在心理問題，並進行了一些心理干預，但由於措施不到位，過程存在諸多疏忽，最終釀成了巨大的災難。他認爲，應當對那些可能存在問題的高危學生展開監控，建立了“四早體系”——早教育、早發現、早預防、早干預。
令費立鵬感到遺憾和痛心的是，有心理障礙並導致想不開的人，大多數從來沒有尋求過心理幫助。“大學生們大多知道或能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但是不敢求醫。”他接觸過一些大學生，知道自己心理出現障礙後，害怕到學校心理諮詢室去，因爲心理諮詢室會將他們的資料和狀況記錄在案。這樣一來，有學生擔心：萬一學校知道我有心理問題，要我休學或退學，怎麼辦？學生擔心造成不良的後果，就只好繼續掩蓋。這種“面子問題”，在男生中更爲普遍。
“發現學生有心理問題後，讓學生回家，這樣只會讓學生更悲觀。”費立鵬說，這時如果你對學生說“好好休息吧”，其實在學生聽來是“你不讓我上學”，會受到更大的刺激。
“要增加求助率，就要減少求助可能帶來的危險。”費立鵬認爲。
“現在的大學心理諮詢室，力量其實非常弱”
費立鵬認爲，學生在學校的諮詢室能否得到有效的幫助，也是很大的問題。他所調研過的高校心理諮詢室，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還是專業水平，都有很大的差距。
林永和也承認，多起危機發生後，暴露出的問題給高校敲響了警鐘。按照要求，3000名~5000名大學生就應當配備一名專職心理諮詢教師，目前北京大約有70萬在校大學生，但2006年統計出的心理諮詢教師只有108名，按5000名學生配備一位算，人數還不到位，按3000名學生配備一位算，差距更爲巨大。“專職的心理素質教育教師數量不夠，是不爭的事實”。
不僅如此，林永和認爲，這些教師工作不穩定，素質不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從經費上來說，缺口很大。
“按照規定，一個學生應該下撥10元以上的心理諮詢費用，但很少有高校能到位，而危機預防的整個體系，在很多高校也沒有健全，潛在的危險更大。”
讓費立鵬不滿意的是，不少大學讓教品德課的老師去當心理諮詢教師，“他們的服務太不專業”。他建議，高校心理諮詢室應該有明確有效的評估措施，提供不同檔次的服務，當本校諮詢教師不能解決某個問題時，要及時往上一級醫院轉。“大學的心理諮詢室要改變服務態度和處理方式，太遲和太麻煩的方式都容易失效”。
據瞭解，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正在推行一項全北京學校的心理計劃，旨在提高學生的適應能力和麪臨挫折時的調整技巧。整個計劃推行下來要3年~5年，並得保證所有學生都參加。費立鵬擔心，如果是自願參與，那些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會選擇躲避。
費立鵬表示，這個項目需要650萬元經費，可是上級部門沒有批准。他介紹，在國外的學校，校長們會親自來推行這類計劃，而在中國的學校，心理諮詢師們甚至沒有權力去說服校長去做這些事情。
媒體的責任
林永和表示，他更願意將大學生墜樓事件稱爲大學生危機事件，而不稱之爲自殺。“自殺需要公安機關或醫療衛生部門確認自殺，而且這類事件要有明顯的跡象來推斷，如留有遺書、做過善後安排等，但很多時候不能確定”。
他表示，出於保護逝者、維持校園正常秩序、避免因報道過多引發效仿等不良後果，媒體報道時應淡化細節，尤其是在報道誘因時，不能想當然，“現在直接引發的原因可能是學習壓力、就業壓力、身體健康因素、貧困、交往壓力等，但一個危機事件發生，往往綜合了多因素的影響，才導致危機行爲的產生”。
費立鵬也認爲，最近頻繁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會迅速在網絡上出現，信息的擴散不但不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不利於局勢的控制。“過度渲染自殺，或是報道方式的不恰當，都可能引起模仿。媒體注意越多，越難阻止”。
他主持的干預中心，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指導媒體如何報道自殺。他建議，媒體在報道自殺時，要避免具體方法的描述，不要說具體的自殺措施，不要放在頭版渲染，更不應把死者“新聞人物化”、“英雄化”。他認爲，媒體的關注點不應是“又出現了一個案例”，而是放在如何預防、提供服務機構和獲得服務的途徑等方面。
“媒體經常會想盡辦法去報道死者的死因，其實媒體所報道出來的某一死因，和自殺並不構成因果關係，只是誘發因素之一。”費立鵬說，自殺是抑鬱症、遺傳、自殺未遂、生活質量差、急性應激強度低等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媒體應該做的是，讓人瞭解自殺是怎麼回事，提高人們對自殺問題的認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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