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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0年，在私營經濟的推動下，長三角經濟融合正在前所未有地展開
天的長三角在各個經濟總量指標上都已經超過了珠三角，成爲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雖然長三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一直不乏民間的鼓動和政府的意向表達，但是整個區域經濟的融合發展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最近10年，在私營經濟的推動下，這種融合正在前所未有地展開。
在國務院《長三角地區區域規劃綱要》出臺前夕，一部歷時三年，針對長三角區域經濟提出田野實訪和戰略分析的學術調查報告《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於近期問世。這份報告由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多位教授參與主持和研究，計劃對象涵蓋了長三角地區16座經濟發達城市，針對域內29種行業的中高層企業管理者進行面訪，獲得2405個有效樣本。
這也是目前針對長三角企業經營現狀、產業集聚形態和企業對宏觀投資環境評價最權威的調研報告。
報告指出，長三角區域經濟近十多年來突破性發展的基本和主要的動力來自於市場的力量，對於江蘇而言就是大規模引進外資後所形成的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對於浙江而言就是活躍的民營經濟，而上海的開放給了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重新佈局的機會，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突破了行政區劃的阻隔，使經濟活動的內在關係得到聯接，促進了區域經濟的融合和活力的噴發。
政府爲長三角經濟的活力重現和蓬勃發展積極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環境，包括吸引外資的低稅收政策、鼓勵民營經濟的優惠和折讓、大規模現代化基礎設施的興建、切合實際的產業規劃的引導和多種開發區的設立、市場統制和經濟管制的放鬆等等。
長三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還遠未完成，而且還只是剛剛起步而已。一體化的進程必須基於政府的意願和作爲，但又不能僅僅依賴於政府的意願和作爲。它的起始需要促進市場的自由化，以釋放經濟的內在潛能，而它的實質性演進必須依賴於企業和企業家追逐利潤的意願和作爲，以此形成資本和生產要素在更大的地理範圍和市場空間進行配置和重新配置，以形成區域經濟的活力，逐步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結構的互補與改善，從而促進整體區域經濟的融合與發展。
陸雄文：“建議制定長三角合作法規”
在討論長三角經濟融合轉型的過程中，一個主要的論點就是，必須進一步拆除資源要素流動的人爲屏障，創造公平自由的區域環境。
《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報告主要負責人之一，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建議：長三角地區可以參考美國《州際商務法》(In-terstateCommerceAct1887)模式，制定一部具有仲裁性質、凌駕於長三角各地政府權力之上的法規性文件，法規可以定名爲《長三角合作與發展促進條例》。
制定地區性法律
東方早報：地方政府在長三角經濟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陸雄文：我們要讓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現在這隻手正受到阻礙。
東方早報：您談到的是一個比較理想化的環境，那麼通過什麼方式才能向這種環境靠攏？
陸雄文：我建議長三角地區參考美國《州際商務法》模式制定一部具有仲裁性質、凌駕於長三角各地政府權力之上的法規性文件，法規可以定名爲《長三角合作與發展促進條例》。
1887年美國國會通過《州際商務法》主要是針對當時私營鐵路在壟斷經營的情況下對不同地區、不同顧客徵收不同費用的情況，通過法律條款來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以這部法律爲基準，加上此後的衆多相關法律，政府有效地利用法制手段剷除貿易壁壘，爲各州之間低成本、大規模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可能。
長三角的這部法規的作用與之類似，可以把長三角城市之間的標準進行統一，使得各地區企業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
實際上，長三角地區曾經也試圖簽訂一些協議、備忘錄等用來協調區域經濟之間所產生的問題，但是，由於這些協議並沒有法律性質，使得真正運行過程中各地政府依然會站在自身的立場處理問題，導致協議流於空泛。
因此《長三角合作與發展促進條例》必須是一個創新和飛躍性的文件，條例制定後一旦發生糾紛，我們可以引入例如長三角以外的10個城市政府進行仲裁，達到公平合理的標準。
上海分工：服務業
東方早報：未來長三角各城市的角色分配應該是怎麼樣的？
陸雄文：這個應該是政府在執行過程中需要討論的問題。主旨來講，產業分工、減少競爭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動力。
其主要思路是上海和其他地區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在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中，上海的主要走向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區域內其他地區需要在接受上海製造業轉移和支持上海服務業發展兩個方面與之接軌。上海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將直接決定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水平。
其次是區域資本整合。充分藉助上海金融中心和投資中心的作用，拓展區域內投融資渠道，鼓勵和支持優質資本、優良企業跨行政區的併購和資產重組等活動，以產權爲紐帶，建立企業之間的聯繫。在長三角區域，推動一體化的主要形式是企業跨地區分佈和企業跨地區併購。企業跨地區併購，即一省市的企業併購另一省市的企業，由此形成跨地區的產權聯繫。
當然，這些設想並不能夠靠行政的干預來完成，而是需要在提升上海本身的服務環境的前提下吸引企業主動完成類似的資源配置。
不要“縱容”製造業
東方早報：您提到的重點是，上海未來需要完成製造業轉移以及服務業發展兩方面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主要需要克服的障礙是什麼？
陸雄文：我們可以看到，長三角的服務業只佔整個經濟的40%多一點，上海的服務業比重剛剛超過50%，這顯示了整個經濟結構的落後。
實際上，製造業之所以依然達到如此高的比例，而第三產業的比例提升緩慢，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爲政府在產業引進時對於製造業的“縱容”。相比較於第三產業，製造業更容易產生可見的經濟效益，對於GDP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形的製造業投資更可以提供大量工作崗位，明顯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基於這些優勢，導致政府很難對於第二產業說不。
但是，無論是從歷史脈絡、現實基礎和未來戰略的需要出發，上海都必須承負起超越自身發展、引領區域經濟並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使命。上海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服務業，不僅是其產業結構升級以快速進入發達經濟的戰略目標，也是實現這一目標唯一的戰略路徑。因此，上海必須放棄一些以追求短期GDP增長爲考量的製造業佈局，以擔當區域經濟龍頭的歷史勇氣和智慧來大力投入於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服務業的發展。
推倒那堵“看不見”的牆
《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調查顯示，現行的行政區劃邊界的“硬”約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輻射功能”。
報告指出，雖然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提供公共產品、進行體制創新、拓展對外開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爲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
爲了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經常對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干預，行政區劃成了阻隔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一堵“看不見”的牆，行政邊界構成了阻礙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壁壘，也成爲阻礙我國城市經濟區形成與快速發展的巨大障礙。
從我國當前的國情來看，行政區經濟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負面效應更是巨大，引發了很多問題。首先，行政區經濟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產物，其經濟運行帶有強烈的地方政府導向。一個行政區的“經濟”，往往以一個區域的“不經濟”作代價。由此，引發不同行政區經濟上的重複建設，產業結構趨同，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低，浪費十分嚴重。其次，行政區經濟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發展。由於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區域之間的利益摩擦因此激化，各級地方政府爲了追求和保護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區爲依託，構築貿易壁壘，實行市場封鎖，阻礙經濟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第三，隨着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圈、城市羣的崛起與發展有賴於城市與周邊地區的互動，只有城市與周邊地區形成良好的相互關係，才能在空間上跨越行政區的界限，形成城市經濟圈。現行的行政區劃邊界的“硬”約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輻射功能”。
調研過程中，在回答“貴公司進入其他地區或城市是否遇到地方保護主義？”這一問題時，共有2372家企業做了回答，其中555家表示遇到了地方保護主義，佔迴應企業的23.4%，而另外76.6%的企業並沒有遇到地方保護主義。
報告作者分析，關心一個區域地方保護主義是否嚴重，意義不大，關鍵在於該區域有無地方保護主義，以什麼形式存在，以及怎樣才能消除地方保護主義。
長三角一體化三種猜想
在《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的報告中，列舉了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通過政府手段可能實行的三種模式。
1.長三角經濟特別行政區
由國務院批准設立“長三角經濟特別行政區”，在不改變原行政區劃的前提下，由國務院牽頭，三省(市)共同協商，消除各地財政邊界。“特別行政區”內以合併的當年財政收入爲基數，按各地財政收入在區內所佔比重爲依據，確定財政分配份額，並劃歸原屬省市政府使用。這是一種較爲激進的一體化方案。除了具有操作性差的根本性缺陷外，最主要的是沒有真正解決涉及到現有地方政府使命與功能的改革。財政邊界不等於行政割據邊界，即使消除了財政邊界，也不等於就消除了長三角的行政割據邊界。長三角地區(全國其他地區也不例外)行政割據的局面，是中國在市場體系發育不良的前提下，對地方政府的發展功能定位不當造成的。地方政府在市場運行中“越位、錯位、缺位”的根本原因，既與競爭性國有經濟的大量配置有關，也與現行幹部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有關。
2.長三角經濟協調管理局
類似於原“上海經濟區規劃辦”，由國家成立“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管理局”，該機構從經濟運行的全局出發，着眼於構築區域經濟總優勢，對長三角的經濟發展進行有計劃地調節和控制，統一規劃、協調和實施三角洲內經濟事務。賦予“協調管理局”規劃、決策和協調的職能與相應權限，以避免“規劃辦”只有協調職能，卻無決策權力的尷尬。這是一種相對較爲溫和的一體化方案。這一方案涉及到現有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調整和改變，具體來說，一是要上收一部分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二是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重新成立一個凌駕於省級地方政府之上的新的權力機構，三是要增加新的行政運作成本和承擔非常複雜的協調事務。
3.擴大上海行政版圖
在比較流行的兩種方案之外，第三種方案已經引起部分海外媒體關注。據說這種方案“建議中央考慮擴大上海行政版圖，將鄰近的江蘇崑山、浙江嵊泗等市縣納入上海行政區劃，實現長江三角洲龍頭擴容”。與上面的兩種方案相比，第三種方案是一種間接的方案，有點“圍魏救趙”的意味，同時也是一種從局部到整體的漸進的方案。這一個方案雖然可以解決某些現實問題，比如上海的發展空間、上海及周邊產業羣的整合與升級等，而且從歷史到今天，這些地區經濟上與上海的聯繫本來就非常緊密，打破行政區劃可以得到制度方面的許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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