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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剛從美國參加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就任儀式回國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農科院接受了新聞記者的集體採訪，下面是答問實錄。
袁隆平(開場白)：我在大學的時候，同學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袁隆平愛自由散漫，的確，我喜歡自由自在。與記者見面，我感到壓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後自由度越來越小，隱私權越來越少。
我現在還有兩個願望，一是第三期雜交水稻能夠在2010年實現大面積畝產900公斤，二是把雜交水稻推向國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獎很多，國際性的獎也不少。1997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個榮譽獎--作物雜種優勢利用先驅科學家，這個榮譽不是屬於我個人的，是代表我們國家、代表中國人民，也算是給中國人民增添了一點光彩。
新華網記者朱繼東：這麼多年您獲得了這麼多的國際性大獎，您最看重的是什麼獎？很多網民尊稱您爲人民科學家，您喜歡嗎？
袁隆平：我的確得了很多國際性獎，很難說喜歡哪個，我認爲這些獎都差不多，都是國際上的榮譽，沒有什麼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什麼農民科學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頂多就是農學家，科學家談不上。
農民日報記者黃朝武：20年前農民日報報道就稱呼您爲“雜交水稻之父”，您怎樣看這個稱呼？
袁隆平：這個“之父”呢，也可以說是創始者，雜交水稻的創始者。最開始是國際水稻所的所長給我取的稱呼，叫“雜交水稻之父”。後來在國際上的影響大了，慢慢就這麼尊稱我，開國際會議介紹我的時候就說“雜交水稻之父”，我認爲這是很高的榮譽。
光明日報記者胡其峯：您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但一些報道也稱您是中國最著名的農民，您怎麼理解農民？
袁隆平：農民是非常樸素、勤勞的，農民身上一些好的東西我還學不到，很慚愧。有些人瞧不起農民，這是不對的。我認爲農民的那種樸素、勤勞、節儉的精神，應該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我對農民非常尊重。他們很樸實，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裏，他再窮也會把家裏最好的東西拿來請你吃。所以說，農民科學家也好，現代農民也好，我認爲是一個美稱。
新華社記者朱玉：您是研究糧食的，有沒有體會過飢餓的滋味？
袁隆平：你們年紀輕可能不知道，餓肚子是非常難受的。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難時期，每個人吃飯都定了量，總是吃不飽，剛剛吃完飯，肚子又餓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飯。有時候用糠來替代，越吃越餓。我那時候在農村實習，根本吃不飽，雙腳鬆軟無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覺烤火把腳烤熱了以後，放到被窩裏面，又是冰涼的，到第二天早上起來還是冰涼的。沒飯吃身體就沒有能量。那個日子真的很難受。
文匯報記者江勝信：您怎麼看現在學術界存在的腐敗現象？另外，現在中國不存在糧食短缺的問題，您研究水稻對中國來說具有哪些現實意義？
袁隆平：關於學術腐敗，少數地方的確存在這樣的現象，剽竊人家的成果，搞虛假的東西等等。但總體上來看，學術界還是好的。弄虛作假的現象有，包括個別院士也弄虛作假，但畢竟是少數。
關於糧食問題，我覺得太重要了，全國13億人口，國家雖然儲備了一些糧食，但我認爲目前不能夠盲目樂觀，不能掉以輕心。糧食始終是戰略物資，要適當地有點儲備，不能因爲糧食多了就不重視它的生產。要適當提高糧價，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再好的技術，再好的品種，農民不願意種，糧食也出不來。所以政府出臺的糧食最低保護價政策是件好事，對鼓勵農民種糧積極性有好處。但現在最低保護價是72元一擔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100元，這樣農民就有較多的利潤，種糧積極性就更高了。而這對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極小的支出，完全負擔得起。
經濟日報記者楊忠陽：您做過很多科學實驗，也經歷過許多失敗，您有沒有想到過放棄？
袁隆平：當時是一邊倒，什麼都向蘇聯學習，我當時迷信蘇聯，就按米丘林學說搞無性雜交，把番茄嫁接在馬鈴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後來才醒悟過來，便偷偷學孟德爾經典遺傳學。
北京青年報記者譚璐：您怎麼看待科研中的成功與失敗？
袁隆平：搞科研課題的方向對不對，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對，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對的，儘管有挫折和失敗，通過努力，最後還是會成功的。雜種優勢是生物界的普遍現象，小到細菌，大到人類，都有雜種優勢，有沒有優勢決定到兩個親本遺傳的差異度。天然雜交稻優勢很明顯，我們對此堅定不移。當然也會遇到一些挫折，但失敗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敗，怕失敗就不要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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