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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官多爲患”，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深刻指出，“副職過多，效率難以提高，容易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正是看清了這一點，他主導了隨後的政府機構改革。
廣東、重慶、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新一屆黨委委員已順利產生，各省份的黨委換屆也將在下月全部結束。綜觀此次省級黨委換屆，包括更早前的鄉、縣、市黨委換屆，最醒目的亮點就是黨委副職大幅削減。除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黨委實行較特殊的“一正四副”模式外，其他省份的黨委一概確立了嶄新的“一正二副”架構，相比於換屆前，黨委副職少了一半還多。
如此大力度的黨委副職“瘦身”，可謂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機構改革所未有。不僅一洗副書記過多帶來的職能重疊、效率低下的弊端，提高了黨委決策的科學性，無疑還透露出中央高層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和智慧。這樣的好事，輿論當然爲之振奮。
那麼，好事能否推而廣之，惠及政府系統呢？
毋庸諱言，與“瘦身”前的黨委一樣，目前政府系統也存在副職領導職位較多的問題。一個縣市乃至一個鄉鎮，正職之外配備七八個乃至十幾個副職的現象，並不罕見。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稱之爲“官多爲患”，說是“古今中外沒有過”。
官多的“患”顯而易見。從管理學上看，副職一多，就會破壞決策層、管理層、執行層本應有的“金字塔”結構，變成不科學的長方形甚至倒金字塔形，制約執行層的工作衝勁，下屬部門甚至會無所適從。從實踐中看，副職過多也容易帶來其他幾“多”：職責交叉重疊多，班子內耗多，會議多，文件多，請示報告多，大大擡高行政成本。可以說，如果副職數越過了一個科學的“度”，則人越多，力量越小。
關於“官多爲患”，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深刻指出，“副職過多，效率難以提高，容易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正是看清了這一點，他主導了隨後的政府機構改革。1982年的機構改革前，國務院工作機構的副職達到頂峯，有些部的副部長多達17個，而其下屬局才二十幾個。經過改革，副總理職數從13個下降到2個，副部級職數也減少了很多。而且，1982年的機構改革成果也被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當年修訂的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實行精簡的原則；同年通過的國務院組織法還明確規定，國務院“各部設部長1人，副部長2至4人。各委員會設主任1人，副主任2至4人，委員5至10人。”那一輪機構改革中，地方各級政府、各部門的副職均得以大幅削減。
可是，要延續精簡的成果卻並非易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行政管理學中的“帕金森定律”說的就是這點——政府機構有自我膨脹的內在本性和趨勢，通過事權的擴大，政府官員總是要成倍地增加其下屬，其結果是政府組織的擴張。從我國現實來看，數十年來厲行自上而下的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軌，政府職責隨之倍增，機構乃至副職逐漸增加也就難以完全避免。
好在副職過多的弊端正重新被上下體認。當下進行的四級黨委“減副”就開了一個好頭，爲政府系統的“減副”做出了表率。而去年開始施行的公務員法也明確了“公務員任職必須在規定的編制限額和職數內進行，並有相應的職位空缺。”目前各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從精簡的原則出發，依法削減副職領導職位。
當然，我們也要意識到，解決“減副”這樣的人事難題絕非一蹴而就，但無論怎麼難，依法行政、科學行政終歸是本屆政府奉行的理念，我們有理由期待，在不遠的將來，特別是明年的各級政府換屆之時，政府系統副職職數能夠大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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