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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社會
任劍濤
中國大學的急劇發展，實際上是以降低大學的學術文化和教育含量、犧牲大學的尊嚴爲代價，來滿足社會的大躍進需求的
42歲那年，任劍濤當上了中山大學政務管理學院院長，從此他開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學理念用於具體的辦學之中。
他開始要求學院的老師們安排一個Office Hour(辦公時間)，以便學生前來討論交流，而不管多忙，他自己都會固定在一週中的某一天待在辦公室裏；
他開始用一種全球性眼光辦學，他的學院在美國、在歐洲、在日本引進博士生。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的大學開始裁員，一部分優秀學者無法獲得財政支持，他趁機到香港挖人，“一些優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學院教師隊伍”；
學院與西方名校合作，每年送一些選派的學員到牛津這樣的名校去學習；……
當然，這樣一套西化的大學思想，是很難完整移植到中國本土的。本土能吸收的，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細節。
因爲，“誰也無法逃脫擴招指揮棒的宏觀調控，誰也無法阻擋越滾越大的雪球”，所以，儘管他在各種場合發表言論，在各家媒體寫文章，批評當前的大學教育，但他所“主政”的學院，也不得不捲入大學大躍進的洪流之中。
明確中國的問題
他是公認的善於演講的老師，因此有人說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說自己沒有做政治家的野心。
1962年任劍濤出生在四川一個小縣城。小學和中學期間，正趕上“高歌猛進，戰歌嘹亮”的“文革”。到四川南充師範學院讀大學期間，“如飢似渴”，卻“對知識的脈絡毫無瞭解”，以至於“往往爲表面現象或者道德熱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這些經歷使得他今天成爲了單純道德熱情的堅定批判者。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與很多研究者一樣，開始研究“爲什麼我們的國家會成爲這樣，中國的國民性是怎麼樣的”，1992年他出第一本書，就是談論中國國民性問題，結論是惟有改造國民性，中國才能走上現代化之路。
在今天的任劍濤看來，這些結論非常幼稚可笑，“有勇氣而沒有理性”，“看見針眼大的天，就認爲那是中國文化”。
1994年到1996年讀博士，做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研究，“關心中國的倫理政治爲什麼建構在那麼精巧的理論上，而實際上卻不能發揮政治效用”，“討論在什麼條件下倫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
1998年，杜維明先生到中山大學考察。任劍濤跟他說，新儒學研究已經走到了頭，個體心性問題已經不是中國的關鍵問題，現在要解決的是社會政治問題。這樣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慮，他決定資助任劍濤到哈佛去做訪問學者。這趟訪問，對任劍濤的研究和價值立場產生了根本影響，他開始“由原來國民性的反思到傳統文化的理性分析，轉到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上來”。
在哈佛，任劍濤對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乃至整個現代政治的設計，都有了一個通盤的考察，並開始用現代性的立場反思中國傳統政治問題，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是要落實在社會政治生活上，一個國家的有序、發展以及成功的轉軌，都要落實到政治平衡上”。此後，他出版的所有書籍、發表的所有文章，始終都在討論政治制度怎麼安頓，政治與經濟怎樣和諧，如何解決中國現代性和傳統性接軌的問題。“沒有這些，一切免談”。
課堂上，任劍濤是一名認真的老師，“沒有任何一節課、任何一次講座偷過懶”，與此同時，他又以極大的熱情介入社會，他是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的智囊團成員，不停地給政府提供決策諮詢。他批判社會，也“注意釋放善意”；他是一個學院的管理者，甚至是擴招的獲益者，卻公然向大學擴招發起攻擊。在那場著名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義的堅定鼓吹者。
大學生失業，是國家的悲劇
人物週刊：前段時間您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文章，《大學擴招：大躍進必然大欠債》，爲什麼選擇這個時候發表自己的看法？
任劍濤：高校7年擴招，造成2000億的債務，這確實是一個由金融問題顯示出來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和政治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大學擴招來緩解社會矛盾，但現在大學負擔了超過自身承載力的期盼和使命。一直以來我們都追求“多快好省”，但制度現代化確實需要“比慢”，慢工出細活。
人物週刊：大學過度擴張和適中擴張的邊界如何界定？
任劍濤：邊際平衡問題本來是公共政治一個最重要的指引，就是要找到一個邊際的契合點，或者叫最滿意點。大學問題上，我們要考慮幾個邊際問題：經濟發展的邊際——我們能爲大學提供什麼樣的經濟配置；政治發展的邊際——我們能否讓大學成爲一個真正現代化意義上的大學；社會政策的邊際，比如大學生就業問題，就業的社會政策有沒有解決等等。
從大學的內部邊際關係來看，大學裏頭的三權，學術權、行政權和管理權，也需要有一個很好的匹配。現在的大學管理權是最弱的，大學行政權基本上吞噬了這個管理權，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蓋了教授治學的重要性。
在這些邊際問題考慮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大學的急劇發展，實際上是以降低大學的學術文化和教育含量、犧牲大學的尊嚴爲代價，來滿足社會的大躍進需求的。
人物週刊：現在大學生就業相當困難，有人說“知識不再改變命運”，您怎麼看這個現實？
任劍濤：如果“知識不能改變命運”真的成爲中國一個社會現實的話，這是一個悲劇。現在有人說我們的大學生就業可以到西部去，可以做屠宰工，可以去掃廁所，可以做家庭保姆——確實，對一個成熟的多元社會來講，我們不應該爲此感到吃驚。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相對於總的人口比例，大學生的數量還非常少，相對於整個社會發展對於技術動力和精神動力的需求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發出大學生應該調整自己心態、接受一般工作這樣一種不正常的高調，肯定是國家的悲劇。
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你進入什麼學校，之後有什麼樣的收益，大家都非常清楚，因爲學校跟社會、市場的分流已經穩定了。
在就業的比例安排裏頭，能不能有一個比例，專門給予貧困學生或者貸款學生，這個要看國家政策的技巧水平。我們現在的政策是粗放型的，沒有一個就業比例的配置問題，更沒有性別比例、地緣比例、社會階層比例等等。而美國的政策安排就有這樣的一個比例，比如對黑人就有一個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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