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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思潮迴流並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反而給國家帶來新的負擔
人物週刊：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您一直身處其中。現在回過頭看，您覺得這樣的論爭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什麼效用？
任劍濤：這個論爭影響了國家的意識形態，比如說，新左派的論述對中央政策造成了巨大壓力。
新左思潮的影響有其客觀理由，因爲之前我們邊際配置不足，平衡考量沒到位，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新左思潮的迴流並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反而帶來了國家新的負擔，比如說三農問題，每年國家投入上千億，在農村公共制度建構不足、公共產品供給秩序混亂的情況下，這筆錢有多少能落到實處，這是我擔心的。
站在左派的制高點上表達對農民的同情，是一種小市民式的東西，那叫婦人之仁，因爲農民問題在我看來就是農民的市民化，農村的城市化，農村的工業化，這都是不可抵擋的國家現代發展大趨勢，所以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農民進城之後該怎麼辦，比如他們的教育問題，給農民工子弟入學受教育的權利，還是讓他們成爲新的文盲，這些問題是我們真正要管的。左派考慮問題不是這樣。我的一個左派朋友說，要使農村成爲蓄水池——城市能容納他們，他們就進城，城市不能容納他們，他們就回農村——哈哈，哪有這麼美好的事情！現代城市變遷，就是一個道德考驗，就是要像鄧小平一樣，真正站在歷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說“發展就是硬道理”。
人物週刊：您怎麼看農村這麼多的貧困人口？他們中有的人已經面臨生存的挑戰，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推進農村合作醫療等政策，不正是社會對他們的一種援助嗎？
任劍濤：這個問題要分兩面來看：一方面，就政策的總體設計來說，不能像左派那樣僅僅強調道德同情，大量投入資金卻不管結果如何；另一方面，貧困問題我們要解決，社會福利也要推進，但政策設計要精細，政府要給貧困人口補貼，但是夠他們吃飯就可以了，創造財富的人應該吃得好一些，否則，貧困人口連飯都沒得吃。
很多人把自由主義的辯論妖魔化，說自由主義學者和富人、大資本家同盟，其實搞錯了。
自由主義強調政策設計的精細化，這是對此前粗放政策的一個考驗和超越，研究自由主義的學者並不看重與誰結盟的問題。比如對農村貧困問題怎麼資助，如何讓農民有序地進入城市，完成農民的居民化，農村的城市化，農村的工業化等等。另外，城市的貧困者應該怎麼援助，他們下崗轉崗應該補貼多少，如何提供就業制度、人事制度和勞動制度，都需要嚴密的設計。有的人這邊領300塊錢的補助，那邊再多打一份工，不報告給政府，這就是政策設計的巨大漏洞，因爲他們白佔了納稅人的便宜。
現在我們更多是表示同情，心潮澎湃、淚流滿面，然後把錢扔出去了。這是一種不足取的、非常粗糙的社會福利取向。
人物週刊：中國正處於社會轉軌的過程中，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分別扮演什麼角色？
任劍濤：我一直強調中國要有一個轉軌政治學的研究。轉軌政治學首先啓示我們要“告別革命”，小時候，我們對革命文化是有很多好感的。當我們成長爲一個成熟的社會人，需要用真正的理性來分析自己的問題，思考自己的人生髮展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革命文化只給我們帶來滿腔熱情卻沒帶來任何理性。我現在批評的那些研究文學的新左派，就是要繼續維持“文革”時期那種好玩的感覺，因爲那讓他們維持了“文革”的憤青心態。而自由主義的學者意識到，不能再用原來的熱情去解決問題，所以一直呼籲落實到制度上來，這是一個大差別。
真正使社會穩定發展的不是激進思想，也不是保守主義。激進派主要是想打破現有秩序，而保守派希望捍衛傳統價值，只有自由主義的政治智慧強調我們既不極端激進，也不極端保守，強調在一個制度平臺上由各方表達主張，然後由公民做出理性判斷，這纔是轉型社會的理性選擇。
自由主義從來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所以社會情緒對它不滿，極端保守主義、極端激進主義對它也不滿，但自由主義表達了一個不能突破的現代底線——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財產剝奪掉，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國家秩序，這是關鍵。
其他一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比如與權貴結盟，比如它造成中國的社會不公，都不夠嚴謹，在邏輯上太簡單了。自由主義與中國當代變遷絕對沒有這樣直接的勾聯關係。一些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比如經濟學的非主流學派，根本不知道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什麼，他們對現代知識的瞭解是缺乏的；比如汪暉教授，他是研究魯迅出身，他的一些思考方式還帶着文人思維氣質；另外一個著名學者韓毓海也是這樣。這是一種作家式的社會批判，但在現代社會科學的思維方面他們有缺憾。
中國學術界的最大危機
人物週刊：您一直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和傳統的接軌問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也是非常熱鬧的話題，其中也有不少應景之作，您如何評價這個領域內的研究？
任劍濤：總體上我們現在叫轉型社會，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另外一個判斷是，面對這麼複雜的時局，任何觀察與分析都有種種不足，所以不管當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怎麼爭論，不管最後大家有什麼樣的個人恩怨，每個人都應該有反諷意識，這樣大家才能夠對話。我到北京開會，跟我的論敵都是笑臉相向，看到他們我都主動握手。
我批評中國現代性學術的危機，其中有一點，就是中國學者對時局的判斷，關心權力如何運用的多，關心權力來源的少；另外一點就是以自己的學術策略來替換公共責任，像劉小楓這樣變幻莫測誰也搞不懂——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一回到大陸，哇，怎麼大家都傾向類似看法，他又趕緊宣傳斯特勞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靈性引導自己的研究。劉小楓和甘陽，都是這樣，用學術策略太厲害了，以至於他們要履行的公共責任被他們成功的學術策略所掩蓋。這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危機。
人物週刊：您對劉小楓的學術怎麼評價？
任劍濤：當然我不像劉小楓那樣超越現代性回到古典政治哲學，回到個體生命處境來思考人生安頓的問題，我們不可能走那麼遠。他做學問的精神我是尊重的，但是我不同意他對中國問題的解碼思路，因爲個體安頓是個心性問題，是個人信仰問題，你沒有辦法以個人解釋來解決社會制度的安排問題。
另外，他說研究神學只爲解決個人的靈魂安頓問題，這個說法我很不同意，因爲你是公衆人物，除非你寫的東西放在抽屜裏，不發生任何公共影響，但這是不可能的，你的影響力那麼大，做一個什麼研究都可能影響一大幫年輕人，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就是犬儒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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