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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變革會有阻力嗎？”
“阻力當然有。首先是來自部內的，改變工作狀態，當然有人反對。”陳健說，“還有各個委員會的主席們，在規定時間沒有通過文件，他就打電話來，着急了，說‘到最後關鍵時候了，再給我15分鐘’，我知道15分鐘會變成15小時，甚至15天，對不起，不能開這個頭，對一個委員會開了頭，沒有理由拒絕另一個。”
陳健“強硬手腕”令同行們始料不及，而安南則給予充分支持，對任何會議從未下令延長。五年任期內，文山會海積弊大減，聯合國風氣煥然一新。而會議管理部消滅了赤字，年年盈餘。
對此，陳健曾笑談：從聯合國退休，我可以當公司經理了。
特殊位置上給中國“加分”
作爲1972年第一批進入聯合國的中國外交官，從代表團隨員、三祕、二祕、一祕，到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陳健職業生涯，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國外交的發展軌跡。
“作爲聯合國官員，你不能代表任何國家，你是國際公務員。”陳健反覆強調這一點。
“作爲中國籍官員，有沒有可能在職權範圍內，不違背聯合國憲章的情況下，有一些微妙的處理，給中國加分？”
“加分，這個詞用得好。實際上，所有在聯合國工作的各國官員，總是在可能的範圍裏爲祖國辦點事兒，比如在處理臺灣問題的時候，”陳健沉吟片刻，回憶道，“每屆聯大，一些與臺灣有所謂外交關係的國家，受指使都會提出所謂臺灣加入聯合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列爲議程，就要進行聯大討論了。大家都知道，聯合國192個成員國，絕大多數支持我們，這個問題絕不會被列爲議程。而臺灣一些所謂建交國希望炒作這個問題，炒得越大，鬧得時間越長，他們就可以藉此向臺灣要錢，‘看我宣傳了你這麼長時間’；從中國角度來說，希望淡化處理，縮短討論程序，一下子否決掉，總務委員會負責議程討論，我在這個位置上，在程序問題上有發言權，每年都負責安排會議，給主持會議的主席提供意見，我說，大家都知道什麼結果，不值得爲這個事情浪費時間，每次他都採納我的意見，於是，支持臺灣的兩個國家發言，反對的兩個發言，然後主席裁決，不到10分鐘，就把這個問題槍斃了，這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我沒違反聯合國原則，也符合議事規則。如果換一個傾向臺灣的人在這個位置，可能會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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