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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用足了道義力量
“祕書長的表態到底能不能代表聯合國？”在交流中，陳健也不忘給大家出考題。
“這個說法又對又不對，聯合國不是單一的機構，是多元體，有6大機構——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經社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和祕書處，這6大機構沒有從屬關係。祕書長說話首先能代表祕書處，我們祕書處官員要執行；聯合國還有其他5個機構，特別是國際法院肯定要保持獨立；他的講話和192個成員國看法一致的時候，和聯大決議、安理會決議一致的時候，可以說他才能代表聯合國。”陳健說。
他還舉例說明了聯合國機構間的關係：“中東問題上，我們經常看到阿拉伯國家提出譴責以色列的動議，在安理會由於美國的反對被否決；可是在聯大會議上，同樣決議，一字不改，通常是隻有美國、以色列和其他兩個國家4票反對，西方絕大部分國家棄權，剩下的100多個國家支持，就能夠高票通過。所以，安理會代表安理會立場，大會代表大會立場。”
談及合作多年的兩位祕書長安南和潘基文，陳健說：“《聯合國憲章》給祕書長的定義很簡單：首席行政官員；安南是聯合國歷史上爲數極少的突破這一定義的祕書長。他很好地發揮了‘祕書長有權、有義務就重大問題向聯大、安理會提出意見’的作用，在任十年，用足了道義力量，第一個任期大力推行人權，主張人道主義干預；第二個任期裏頭，他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多次公開批評美國，並且有一次講美國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他體現了一種獨立的人格，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被有的媒體稱爲‘世俗教皇’。潘基文來自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強調務實，這很有必要，但不應忘記了聯合國祕書長特有的道義力量。”
聯合國的文化差異
“聯合國文化與儒家文化有何差異？”
“聯合國是文官制度，文化是西方文化，崇尚思辨。西方從小就培養學生跟老師辯論，中國的教育灌輸性較多，所以我們接受能力很強，但爭辯能力較弱，我們習慣架構性思維，總是把一個問題想好，想透，形成12345，得出結論，再表達出來。而聯合國恰恰是一個需要質疑和爭辯的地方。”陳健說，“西方人是滾動性思維，有一點想法先提出來，再想第二點、第三點，說的過程中不斷補充，甚至他的最後一點與第一點沒什麼聯繫。而等到中國人整理好準備發言時，會議往往都已經轉移到下一個議題了。”
陳健發現這不光是中國人的問題，“日本、韓國，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都有這個問題，這三個國家在聯合國國際職員都上升不快，幹一段後就失望地離開了”。“東方人進入聯合國後，要敢於放棄儒家文化中不適應聯合國文化的部分，吸納西方文化制度中合理的部分，習慣西方式的質疑，更進取性地在聯合國施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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