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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汽車隨意變線相比，插隊、闖紅燈、機動車不避讓行人、公共場所大聲喧譁、京罵、隨地吐痰……更爲人所熟知。一些陋習已追隨中國人千百年。
奧運前夕，執政黨正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將文明的意識、行動灌輸到城市的各個角落。
形象是個政治問題
布什政府一位重要官員曾警告他在保險界的朋友：不要在中國做汽車保險。在他的經驗裏，“Change a line change a life”(變一次線，變一次命)，但中國高速公路上的開車人，給他的感覺似乎很瘋狂。
但對數百萬北京駕駛員來說，“change a line”每天要重複無數次，習以爲常。美國官員將他的感受告訴一位中國高官，後者不久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對北京市民的不文明行爲深惡痛絕。
來京三年的歐洲某著名通訊社女記者抱怨：“綠燈不一定代表安全，紅燈時協管員竟會讓你過馬路，只要沒有車。沒有紅綠燈的地方，車輛從來不讓人。”
和汽車隨意變線相比，插隊、闖紅燈、機動車不避讓行人、公共場所大聲喧譁、京罵、隨地吐痰……更爲人所熟知。一些陋習已追隨中國人千百年。19世紀，華工隨地吐痰，甚至成爲排華法案背後的公衆情緒之一。
一百多年後，奧運前夕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還是喜歡搖下車門，張開嘴，噴出一口痰。印刻在柏油路上的污跡，隨處可見。上述中國高官擔心，奧運時的幾萬名外國記者，將用鏡頭記錄下這些行爲。對北京來說，市民文明關乎形象，而形象又是個政治問題。
這一切都在改，在長安街，行人和自行車違章將不再免責。5月28日起，北京市開始對沿線各類交通違規行爲進行嚴處；王府井十字路口，交通協管員阻止了欲從地面橫穿長安街的行人——地上沒有劃斑馬線，以往許多人都跟隨車輛一起過紅綠燈。
作爲奧組委主席，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不久前入選《時代》週刊全球最有影響力百人榜。他發起了包括“排隊日”、反對亂吐亂扔、反對出租車有臭味、要求提高英語水平和反對骯髒廁所等運動。
劉淇書記和他的同事力求讓北京市民文明起來，這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時代》週刊說，“等於是要在中國首都進行一次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轉變，以迎接奧運會。”劉淇在今年年初告誡他的同事，“必須增強使命感、責任感、緊迫感”。
北京市文明辦副主任鄭默傑認爲，“2008年沒有問題，你不用擔心。就像我們家裏來客人，大家集中打掃一下，語言注意文明，沒問題。大家也好面子啊，都愛國呀。這是咱們北京的特色。”
她說，“我們能動用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源，發揮我們的組織優勢”。
組織優勢
根據官方計劃，北京今年將開展五大文明行動，首先是讓人們學會自覺排隊。官方的指令要求市民排隊，實屬罕見。
“11”，形象地代表了排隊的含義，“只要有兩個人就需要排隊，只要前面有一個人排隊，後面就會跟着排隊。”鄭默傑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基層管理者們的努力從具體的一個個人開始。
王府井是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年初的2月11日，政府啓動了一個特別的“排隊日”。之後每月的這一天，“文明乘車監督員”和志願者會到站臺上，引導乘客排隊。
5月21日清晨7點，南方週末記者乘坐1路公交車(貫穿長安街)從西三環的馬官營公共汽車總站出發，沿途經停19個車站，最後抵達四惠站(東四環附近)。21個車站中有7個車站實現了排隊。
每個車站都有“文明乘車監督員”，監督員們手舞三角旗，疏導乘客上下車。這個稱號是北京市政府賦予的，他們代表政府“維繫文明”，新職業始於2001年，文明辦還專門成立了“乘車辦”。4300多名“文明乘車監督員”，已覆蓋北京五環以內50%的站臺和一些郊區街道。
文明辦官員說，“到奧運會開幕前，人數(監督員)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在北京的地鐵裏，自2月11日起，邢桂筠“絲毫不敢放鬆”。文明活動被地鐵公司納入考覈體系，佔30%-40%比重，實行“問責制”。這對邢桂筠而言是一個壓力。每日上下班高峯，邢桂筠會親自到建國門車站站臺上協助工作。作爲王府井站區的書記，她管轄5個車站。
在上下班高峯，車站一個小時最大的人流量高達五六萬人次，經常險象環生，“掉高跟鞋的，丟孩子的，摔傷的……每次司機急得不行，門關了又開，裏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了。”邢桂筠說。
曹麗一開始非常懷疑排隊的可能性，曹是邢的下屬，是建國門車站的負責人，“剛開始，好多市民不理解爲什麼要排隊。太費勁兒了”。第一個月，地鐵站工作人員全體上站臺，“每個車門都得有專人負責”。
慢慢地，排隊給乘客帶來了安全感，現在，列車在這個站只停留一分鐘，5月20日上午8點左右，是客流高峯，邢桂筠掐表算，“現在乘客上下車時間平均只需要28秒。”
外國媒體的關注令曹麗很激動，“美國加拿大記者都來了，他們印象中，中國人亂哄哄沒有秩序，誰也不敢相信中國人真排起隊來了。”
在地面以上，繼“排隊日”之後，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啓動了“治理亂吐亂扔”的活動。僅五一當日，天安門地區城管共糾正遊客不文明行爲兩百多次。強力推動
按照北京市的計劃，到今年年底，窗口行業奧運培訓的受訓率將達到100%，所有人包括個體經營者都要接受培訓，“文明”對這些行業來說不是“自覺”行爲，而是強制性的。
地鐵職員們最擔心被投訴。以前檢票口“不漏票就行了”，現在她們要改變“僵硬的臉色”，掛上此前也許並不習慣的微笑；出租車都貼上了一張藍色的條子，“勤刷牙，勤洗澡，勤更衣；勤打掃，勤通風，勤消毒，不在車內吸菸，不吃異味食品，不在車內夜宿。”
北京出租車行業4月起進行大規模整治，有異味的車輛將被召回整改。銀建公司一出租車司機說，“現在要被交通執法隊抓了，罰200，”還將接受公司教育，這一天，他們將無法正常工作，但給老闆的“份錢”一分不少——至少100元。
管理出租車的運管局設計的社會信譽評價系統包含12項內容，的哥留長髮、的姐戴大耳環甚至也被認爲是“車容不整”。北京的哥向來以侃國家大事著稱，但一些公司作了特別要求——熱情豪爽，但要適度。一家公司還要求它的員工：只有新華社，沒有路透社。
“不要談政治，尤其是道聽途說的消息，”首汽“模範司機”於凱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雖然平時有些牢騷，但在外國人面前，都很愛自己的城市，別人說還不高興呢。”但司機們現在的一個難關是學英語，他們被要求學會200句外語。
在很多窗口行業，和出租車一樣，都要學習英語，在2008年，北京市政當局希望，外國人看到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
地鐵職員毫不諱言他們學英語的土方法——用漢語標註，然後死記硬背。
政府的窗口單位也不例外。北京市公安局紀委編寫了小冊子，對其下屬窗口單位進行教育。內容包括他們徵集來的羣衆歡迎使用的40句文明用語和10種文明行爲，以及羣衆反感的90句不文明用語和30種不文明行爲舉止。對於不文明舉止，“輕者批評教育並當場糾正，行爲嚴重者直至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尷尬的文明監督者
但市民並不是可以輕易變成“文明人”的。神路街855路車站的兩個監督員，費了一個多月，拉起繩子，才讓人們排起隊來。“司機還是抱怨：你們人一走隊就散了。”
並不是所有監督員都能盡責。朝陽區乘車辦的巡邏人員表示，監督員多爲下崗或失業人員，屬各區文明辦管，每個月領500元。除此之外，沒有三險，最近還發生了幾起監督員捱打事件，“我們首先應讓他們安全。”
長椿街路口的一個交通協管員，最大的體會是，“無論白領、金領，一上街素質都體現出來了。”他最開始也是堅持干預，但很快就放棄了，“人家跟你急”。
在不遠處的鬧市口，2004年底，曾發生保安爲阻止違章過馬路行人而被撞死的慘劇， 2005年，豐臺區一名協管員因爲勸阻行人不要橫穿馬路被砍死。
“我們只是臨時工，500塊錢那叫做補貼。”一交通協管員抱怨道。
白領雲集的國貿汽車站也沒有排隊，這裏的汽車無法停靠在指定白線處。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年初發布的， “市民公共行爲文明指數”項目負責人沙蓮香曾表示，“管理文明和市民文明應同步進行。比如，公共場所應當有必要的硬件設備。”
在“以人爲本”背景下，罰款等手段越來越受到約束。城管局一工作人員說，被罰款的都是勸阻無效者。王府井路口的交警，對一輛逆行的自行車無可奈何，“沒帶錢，你拿自行車怎麼辦？”
五一期間，城管部門在王府井大街就遭遇了尷尬，“這個地方硬件設施很好，沒見到吐痰的。但偏偏有人走到執法者面前，故意吐了一口。”城管局一工作人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屬的媒體每天以1到2個版面的規模在宣傳文明禮儀。通過執政黨強大的宣傳攻勢，近九成市民知道政府開展的文明禮儀教育，但在觀察者看來，“知而不行”是最大的問題。
但在葛晨虹看來，市民在禮儀知識和實踐方面還存在不同的差距。
作爲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副主任，葛負責一項名爲《人文奧運與北京市民文明禮儀素質培育》的課題，她在提交的報告中給北京提出的建議之一是，以管促教，從管理要公民素質。
鄭默傑坦言，和場館建設相比，“人”的問題太難了。
“只能說爲了奧運我們只能加速，但文明習慣的培養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文明不僅僅是北京市民的問題，到西客站去看看，人山人海，來自四面八方，讓他們排隊，制止吐痰，多難啊！”
“外國人來北京看奧運會，是想看中國人的變化，而不是中國樓的變化。奧運會是一個契機，我們要抓住這個契機實現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北京市市長王岐山說。
實現人的素質的現代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鄭默傑說，一般說文明風尚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但留給劉淇和北京的時間只有7年。
上述歐洲通訊社女記者認爲，“比如，你要勸告別人不吐痰，不是因爲要開奧運會，而是告訴他這是不衛生的行爲，會影響他人健康。”她希望提升市民文明素質不僅僅是爲了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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