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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紀委下發名爲《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併發出最後通牒：自2007年5月30日起30日內，對主動說清問題的違紀官員可考慮從寬處理，對拒不糾正或者本規定發佈後違反本規定的，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在《規定》裏，中紀委首次明確地將通過乾股、賭博、“合作”辦公司、證券買賣、特定關係人等八種渠道進行權錢交易的行爲列入嚴查之列。
而之前的4月份，中紀委、監察部就曾發出糾正不正之風的通知，權力尋租的糾查是重中之重。一個月後新《規定》的出臺，被視爲是今年繼查處黨政機關亂蓋樓堂管所之後，中共中央紀委的第二次重拳出擊。
精確瞄準“擦邊球”
相較於之前的種種規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訴本刊記者，此次《規定》最大的特點在於“把最近幾年查辦案件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提了出來，進一步細化了黨紀條例的相關規定，實現了‘精確瞄準’”。
6月8日，在中共中央紀委就如何貫徹落實《規定》召開的專門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何勇說，當前違紀違法案件有“新動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規定爲有效查處權錢交易案件，提供了及時、有力的法規依據。”
任建明用一句古語來形容當前的腐敗特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說，“現在的反腐形勢更爲嚴峻，腐敗行爲更具有隱蔽性與複雜性。”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對本刊記者分析說，上個世紀80年代，腐敗的主因是價格雙軌制，“官倒”主要是通過“走後門”“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倒買倒賣。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起，官員腐敗則更主要地表現爲大規模的農村圈地運動、國企改制、房地產開發中上下其手。而現在，在傳統的手法之外，貪腐官員們更傾向於打一些“擦邊球”。比如在由“熊”到“牛”的股市中，利用自己的職權獲取乾股是比較通行的做法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說，中國的腐敗官員們實際上已經能夠“嫺熟地尋找到法律規定的模糊地帶”。在這種情況下，“還是那種開宗明義、大而化之的反腐已經解決不了問題。”
《規定》首次明確地將那些可能被打“擦邊球”的地方一一清楚地列舉了出來：收受請託人提供的乾股；由請託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以委託請託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託理財的名義，未實際出資而獲取“收益”，或者雖然實際出資，但獲取“收益”明顯高於出資應得收益等；通過賭博方式收受請託人財物；要求或者接受請託人以給特定關係人安排工作爲名，使特定關係人不實際工作卻獲取所謂薪酬；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爲請託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後，約定在其離職後收受請託人財物，並在離職後收受。
胡星斗認爲，這客觀上是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反腐經驗，因時而變所採取的一種舉措。
反腐必須與時俱進
反腐精確瞄準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貪腐特點發生的變化。腐敗嚴重程度趨烈自不用說——在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說，“隨着發展市場經濟，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的領導人。”
僅2006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就共給予黨紀處分97260人，佔黨員總數1.4‰。其中，有7名省部級幹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這些案件較多的表現爲商業賄賂。2006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商業賄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總金額15億餘元。其中，發生在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採購、資源開發和經銷六個重點領域以及出版發行、銀行信貸等九個重點部位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7182件，佔立案總數的75%。
今年4月，本刊記者在湖南郴州採訪其前紀委書記曾錦春一案時，當地的一位企業家即抱怨說，“哪裏有利益，官員就往哪裏去；哪裏利潤高，哪裏就搞壟斷。”
原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和平“釣賄”的方式之一是，開會時先從兜裏掏出一箇舊的諾基亞手機放到會議桌上，於是地方官員或企業家心照不宣地趕緊買來新的。其出事時，竟然從家裏翻出20多個未開包的新款手機。
但是，如曾錦春般公然腐敗的尚屬少數。更多的腐敗官員在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進行權錢交易。鬧出“認證風波”的全國牙防組，就遊走於企業贊助和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此外，更多腐敗官員是不通過自己出手的。據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通過職權爲其情婦承攬工程謀取鉅額非法利益。是以坊間戲語，“一個貪官的背後一定有一個貪婪的情人。”
而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只是‘雙規’以後”，纔想明白了通過家屬接受企業送禮也是受賄。
這種受賄還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爲隱蔽的是“權力期權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設黨委書記、上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陳士傑，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上海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等，都是退休後“下海”撈“大魚”。相關的調查表明，他們不過是任上權力任後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員“下海”後成爲諸如企業的高級顧問，早已不是什麼祕密。其間是否有貓膩，一直耐人尋味。
這些層出不窮的腐敗花樣，已經不再能夠激起大家的驚訝。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順應形勢發展，中共對腐敗的認識與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漸強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頒佈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首次提出了反腐敗工作的基本目標，“到2010年，建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長效機制、反腐倡廉的制度體系、權力運行的監控機制，建成完善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體措施，更是層出不窮。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對本刊記者說，“恐怕幾千個文件都不止了。”而嚴禁通過職務之便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規定，則是新形勢下對腐敗行爲的一次對症下藥。
關鍵在落實
腐敗多發的原因耳熟能詳。在今年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會見中外記者回答關於反腐敗問題的提問時，非常明確地表示：“造成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爲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過於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這就是我國目前反腐面臨的結構性困境。胡星斗說，我國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規和3萬多個規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監督、肆意延伸的權力面前效果有限。
在轟動一時的鄭筱萸案中，儘管有《行政許可法》的明確規定，藥監繫統在做藥品審批時也引進了專家的技術評審，但是事後證明，專家的技術評審形同虛設，行政審批權力依舊高於一切。
一些接受本刊採訪的專家學者對本次新《規定》的效用還是表達了一定程度的擔心。中央黨校的一位專家在給本刊記者的短信中評論《規定》說，“類似通知太多，基本屬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儘管《規定》列出了有針對性的八條禁令，但其現實的可操作性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胡星斗說，“關鍵是這些規定有多少可以落實。”他認爲，《規定》裏雖然列舉了嚴禁，也有“嚴肅處理”的話，但是，沒有看到具體的問責懲罰措施，“沒有大力度的問責懲罰，所有的規定效用就會大打折扣。”
這樣的例子已經很多。胡星斗舉例說，1995年5月25日，中辦、國辦聯合發佈《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由於缺乏監督與問責，最後是不了了之。
針對此次《規定》的具體條款也有一些爭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說，權力的期權化是很難認定的。當事人雙方很多隻有一個口頭的約定，要取證也是非常難的。在此情況下，如何認定是一個大問題。“但在很多國家這就不是一個問題，”任舉例說，在新加坡，只要官員的一項決策，結果明顯不合理，那就足以讓這個官員接受懲罰。而在中國，這一點還做不到。“而且，在具體操作中，如何保證舉報的有效性，有效地保護舉報人，這都是個問題。”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看到在制度反腐的征途上，中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