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香港迴歸十週年述評之四
在我40多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最激動、最驕傲、最難忘的，就是有幸親歷香港迴歸和澳門迴歸兩大盛事，並用新聞工作者的筆和畫面記錄了那些歷史的瞬間。再過10天，就是香港迴歸10週年。每當腦海浮現1997年6月30日最後一分鐘英國的米字旗最後一次在香港降落和7月1日第一分鐘五星紅旗在嘹亮的中國國歌聲中冉冉升起的情景，我就熱血沸騰；每當想起我們媒體人那些緊張忙碌的日日夜夜，我就興奮不已。一切都像發生在昨天。
八千記者雲集香江
香港迴歸，是我國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紀世界上最有影響的重大事件之一。對全體中國人民來說，它是洗雪國恥、長民族誌氣、振國家聲威的大喜事，牽動着海內外每個華夏子孫的心。對香港來說，它標誌着邁向歷史發展的新紀元。對英國來說，它宣告了英國人在香港一個半世紀殖民統治的結束。對世界來說，中英兩國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爲各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樹立了成功範例。因此，香港迴歸不僅是中國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各國媒體也都是站在這樣的高度來看待這次新聞報道的。
據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新聞統計處統計，截至1997年5月7日報名截止，來自46個國家和地區的778家新聞媒體的申請共8423人。香港當地有106家機構，2816人；日本有45家，1300人；美國有108家，1047人；英國有63家，688人；臺灣地區有42家，528人。中國內地有16家，610人。歷史上，爲同一件事，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雲集如此衆多的新聞記者，是前所未有的。香港迴歸報道的競爭在當時被形容爲“世紀新聞大戰”和“世界傳媒的奧林匹克”。
一些大的新聞媒體爲了在新聞大戰中佔據上風，不惜工本。早在四五年以前，他們就將港府和英軍司令部添馬艦周圍以及維多利亞港中區南北兩側高層飯店1997年7月1日前後幾天的客房預定一空，當時一個普通房間的價格高達600多美元一天。有的媒體爲了拍攝英國國旗降下，解放軍進駐和防務交接儀式等歷史性鏡頭，還花大價錢租用直升飛機。
作爲內地報道迴歸的主力媒體之一，新華社派出了114人的前方報道團。向境外派這麼多人蔘加一場報道，這在新華社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一場特殊的戰鬥
與歷次重大報道相比，香港迴歸報道有其鮮明的特點，對參加這次報道的各國新聞工作者來說堪稱是一場特殊的戰鬥。
一是報道過程長，而高潮短，兼有持久戰和攻堅戰兩重特點。如果從倒計時100天算起，整個報道延續三個多月，中間不斷有小高潮，逐漸升溫。從6月6日新華社第一批人員赴港算，也有5個星期。持續這麼長時間，在重大報道中是少有的。但真正的高潮僅集中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由於英方必須在7月1日零點前完成一切撤離行動，中方必須在零點之後完成一切接管政權的安排，不能有政權和法律真空。這種政治要求，導致了一系列高密度的活動安排。從6月30日上午8：30錢其琛副總理開始會見7國外長起，到7月2日下午4：00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舉行上任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止的60個小時裏，新華社必須報道的活動有32場之多。其中包括政權交接儀式、防務交接儀式、特區政府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解放軍進入、臨時立法局會議、江澤民主席和李鵬總理會見查爾斯親王和布萊爾首相以及英方撤離等13項重大活動，都是在6月30日晚上20：00到7月1日早晨6：00的夜間進行的。
這兩個特點給新聞報道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報道整體過程長，要求必須做到長計劃短安排，一步一步地把報道引向深入，還要防止內容重複和報道人員的疲沓情緒。報道高潮短，活動高度密集，要求記者、編輯必須連續不斷地、通宵達旦地工作。
二是戰線長。香港迴歸儀式和主要慶祝活動在香港和北京兩地舉行；內地除北京外，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東莞和南京七城市也有隆重慶祝活動。全球華人華僑，各個國家和重要國際組織有廣泛反應。新華社對這些活動必須統籌兼顧，不能疏漏。
三是香港的特殊環境，給採訪活動帶來諸多困難。首先是語言障礙。對內地多數不懂廣東話和英語的人來說，連問路、打的都有困難。其次，香港的道路不規則，巴士站不標站名，對初次到港的人很不方便。再其次，香港的氣候許多人不適應，晴時溼熱難耐，雨時雷電交加。
另外，中英兩國政權交接的各項活動高度敏感，安全要求很高、很嚴，有些活動要求固定記者連續採訪，中間不許換人。這些都給報道的組織指揮和記者的採訪活動增添了難度。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結果
參與香港迴歸報道的各國記者，按照香港的規定，採訪機會完全是均等的，中方媒體，包括香港媒體享受不到特殊方便。中方媒體，特別是新華社，承擔的報道任務比任何外國媒體都重，可在人力和技術裝備上又處於相對劣勢。但從工作表現和報道效果來看，可以自豪地說，中國媒體，明顯好於西方媒體。原因在於中國媒體與西方媒體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態、動機和自我要求。
中國新聞工作者是懷着光榮的熾熱感情和對國家、民族、歷史的強烈責任感，投身於報道工作的。以新華社爲例，我們自始至終堅持的原則是：圍繞事件，緊扣主題，報道主流。即緊緊圍繞“迴歸”主題，抓住政權交接儀式、特區成立和特區政府宣示就職儀式、軍隊進駐、香港和內地的重大慶典、中國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代表團活動，以及民間豐富多彩的活動等爲報道主線和重點，不受某些西方傳媒行爲的影響，也不讓某些小事轉移我們的注意力。這樣，我們對香港迴歸這件大事本身的報道，比任何一家西方媒體都用心，都充分，完全蓋過了西方媒體那些支離破碎、蒼白無力的報道。
某些西方媒體的一些人是懷着陰暗的心理，甚至敵視的立場來到香港的。他們主要不是報道“迴歸”事件本身，而是來挑毛病，看笑話，“出中國醜”的。他們死守“壞消息就是大新聞”的信條，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負面消息上，希望出現反對香港迴歸的活動，甚至發生暴力事件。2004年8月，在香港生活了50年的英裔港人杜葉錫恩女士在她出版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中的一段話，印證了當時西方媒體的這種病態心理。她說：“在這一時刻(指‘迴歸’)臨近之際，外國記者，特別是歐洲和美國的記者蜂擁而至。他們全部指望在這裏撈足發生騷亂乃至暴亂的新聞材料……其中一位竟對我說，他奉命來此只報道示威和反對活動，而不報道歡慶活動。”
但事態發展和他們幸災樂禍的願望相反，香港迴歸期間並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反對活動，更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熱烈擁護香港迴歸，對未來充滿信心，迴歸活動進行得出乎意料的順利。一位歐洲大新聞機構的記者在給總部的業務電中無可奈何地哀嘆：“糟糕的是，這裏沒有死一個人。更糟糕的是，沒有一個人甘願去死。”由於他們走歪門邪道，大大削弱了他們這次報道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他們在兩年前，即1995年對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報道，奉行的也是這套方針，結果也使他們非常失望。香港迴歸報道，使我們中國新聞工作者再次領教了一些西方媒體標榜的“客觀、公正”是怎麼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