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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地處四川北部的綿陽，成爲我國唯一的“國字號”科技城。這是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個重大舉措。在時代的大變遷下，一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西部國防科技重鎮，能否成功轉型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科技城？
7年過去了，綿陽怎麼樣了？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又有哪些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帶着很多人關心的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走進綿陽。
在美國舊金山的南端，一條300平方英里的狹長谷地上，每年所創造的國民經濟產值可以與韓國持平，在世界所有獨立的經濟體中名列第十一位，這就是稱爲“美國科技城”的硅谷。
四川綿陽，位於中國西部，成都平原的北端。7年前，它被國務院確定爲唯一的“中國科技城”。
7年過去了，綿陽實現了快速發展：GDP由155億元發展到358億元，規模以上企業由近300家發展到目前的720家。
這些年來，綿陽獲得了一個個榮譽稱號：聯合國最佳人居範例獎、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環保模範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在所有稱號中，綿陽人最在意的還是“中國科技城”，這也被認爲是綿陽的“立城之本”。
最近這些天，記者在綿陽採訪，隨時隨處都能感受到“中國科技城”的發展與進步。但，另一方面，在幾天的採訪調查中，也看到了一些積累已久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並沒有爆發，卻隱隱存在着。
這些，可能就是綿陽的“七年之癢”吧。
【一問】人才儲備是否足夠？
“我們培養出了100多個清華、北大的學生，卻沒有一個回來”
從數字上看，綿陽似乎不缺人才。
現在，這裏聚集了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國空氣動力研究與發展中心等18家國防科研院所以及西南科技大學等11所大專院校，有博士後流動工作站5個、國家技術中心4個，薈萃了包括26名兩院院士在內的17萬餘名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
在這些“驕人”的數字背後，綿陽卻有着說不出的尷尬。
【尷尬之一】創新人才存在結構性失衡。幾乎所有的院士和絕大多數優秀科研人才，都從屬於幾家大型企業和國防軍工科研院所及其相關單位，這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人才格局，人數雖然龐大，但是其主業是國防和軍工產業，和綿陽的經濟社會發展“兩張皮”。雖然，近年來政府和國防軍工科研單位採取了不少措施進行磨合，在軍轉民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這並不足以支撐“西部硅谷”的發展，離科技城的飛躍，距離還很遠。
【尷尬之二】缺乏一流的人才基地。硅谷之所以能夠成功，重要原因是那裏有數所被稱爲“硅谷搖籃”的世界一流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北京中關村之所以能夠成功，重要原因是其周邊有一羣中國一流的大學和科研院所。而綿陽沒有這樣的人才基地，雖然有11所高校，但是缺乏一流大學，主要是一些師範院校、獨立學院、職業學院和民辦高校。
【尷尬之三】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綿陽市的中學教育的確很好，市教育局局長王和金說：“我們培養出了100多個清華、北大的學生，卻沒有一個回來的。”
作爲西部二線城市，吸引人才不易，留住人才更不易。在綿陽科技創業園中，記者看到有一個博士園，硬件條件很好，但真正落戶並最終留在這裏的人才卻寥寥無幾，有關負責人無奈地說，“這裏信息不通，難以形成激發創新的環境。”
【二問】創新行爲是否活躍？
“中小科技創新企業發展不快，很難說出哪一家是標誌性的公司”
衡量一個城市是否達到“科技城”的標準，有一條很簡單的標準，就是這裏的創新行爲是否活躍，是否不斷有創新科技產品問世，是否不斷有中小型科技企業成長起來。
以美國硅谷爲例，那裏有7000多家高新技術公司的總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高新技術公司中，有20%在那裏安家落戶。每隔幾年，就會有一家影響世界的科技公司橫空出世，比如微軟、思科、網景、雅虎、谷歌等等。
在北京中關村，在美國硅谷，不斷有數量巨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誕生和死去，創新行爲十分活躍。
但是在綿陽，記者瞭解到的情況與硅谷、中關村大不相同。記者詢問一位中小企業局的負責人，“過去這些年，綿陽有多少中小科技型企業被淘汰或者死亡？”他思考了一會兒後表示：“在我的印象裏，好像基本上沒有。”他還告訴記者，“事實上，經過認定的高科技企業，在綿陽一共也不到200家。”
記者專程去了綿陽市科技創業園，面積很大的園區中，企業的數量不多，倒有開發商在這裏建了數十棟別墅和居民樓。一位住戶告訴記者：“科創園現在主要是住宅區，企業應該沒多少。”
我問中小企業局負責人：“綿陽有沒有標誌性的公司？”他想了想，說：“不能說哪一家是標誌性的，有一些成長起來了，印象最深的兩家是固銳砂紙和光友粉絲。”
固銳砂紙是兩個從廣東回鄉的打工仔創建的，後來和四川大學高分子研究所合作，改進了砂紙塗附材料，在市場上取得了成功。光友粉絲更有意思，是一個公務員下鄉時，發現當地盛產的紅薯賣不出去，就自己鑽研，發明了讓紅薯粉絲從黑變白的技術，後來又發明了紅薯製作的方便粉絲，從此打開了銷路。
對於綿陽來說，最急需的恐怕不是這類非典型創業，而是源頭科技創新型企業。
【三問】產業結構是否合理？
“長虹打噴嚏，綿陽感冒；長虹感冒，綿陽發燒。這種狀況還未徹底改善”
1992年，國務院批准綿陽設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區成立後，對綿陽乃至四川工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
1998年，高新區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總收入在全國國家級高新區中排名第十，工業總產值204.4億元，排名第五，而工業增加值、淨利潤、上繳稅額三項指標均排名第三。
輝煌猶在眼前，但近年來，在各地經濟普遍踏上高速路的同時，頭頂“國家級”光環的綿陽高新區，卻走起了下坡路。
在科技部公佈的2005年統計數據中，綿陽高新區的總收入排在全國國家級高新區第四十五位。
談及現狀，綿陽高新區黨工委書記張健很感慨：“我們已經落後了！綿陽高新區每一公頃的產出值只有4000多萬元，而其他國家級高新區的產出多在7700萬元以上，再這樣下去，高新區恐怕都要被摘牌了。”
“成也長虹，敗也長虹”，細心的人們發現，高新區的下滑期正好撞上長虹進入較長的戰略調整期，讓人難免把二者聯繫起來。對此，張健說：“因爲長虹長期徘徊，高新區就陷入低迷，這本身就說明高新區產業基礎過於薄弱。如果僅僅依靠一個企業，高新區本身也不會有大的發展。”
不僅僅是高新區，這些話放在綿陽市身上同樣合適。過去，長虹一直是綿陽的支柱，它上繳的稅收佔市本級財政收入的70%，“長虹打噴嚏，綿陽感冒；長虹感冒，綿陽發燒”。目前，長虹的收入仍然超過綿陽市GDP的1／3。
綿陽人已經意識到，把一個城市的命運維繫在一個企業身上確實很危險。目前，綿陽正在花大力氣尋找新的增長點，提出了工業發展抓“兩個拳頭、四個層次”的戰略思路，即一手抓長虹、攀長鋼、九洲、新華等創“百億企業”的擴張，打造工業“參天大樹”；一手抓中小企業發展，培育工業“生態綠洲”。
應該說，這是一個遠大的目標，也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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