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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期間，胡錦濤主席提出，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令人深思。增強憂患意識，是對領導幹部提出的重要課題，也是對全國人民提出的重要使命。
憂患意識是一種清醒的預見意識和防範意識，強烈的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爲9.4%，GDP從3624.1億元增加到209407億元；2006年，用官方匯率計算，我國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則是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經過28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已經實現了不可逆轉的歷史性再造，這種歷史性再造已使我國成爲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經濟潛能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已被公認爲創造了“中國奇蹟”。二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曾創造過經濟奇蹟。面對這樣的經濟成就，我們還要憂患什麼呢？這是必須提出和回答的問題。
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很快，並不能說明市場不夠完善也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好像我們不能從貝多芬是個傑出的音樂家，他又是個聾子，就總結出把人的耳朵弄聾有助於作出經典樂曲。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各要素中間，一個別國少有的強勁要素就是我國的勞動力要素髮揮了主要作用。不僅有大量年輕人，而且由於文化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特別吃苦耐勞，能夠忍受的勞動時間之長和勞動條件之艱，都遠超過其他國家。這個強勁的因素彌補了我們在市場體制發育不完善方面的缺陷，拉動了經濟增長。但這並不能掩蓋我們體制的不足，這就是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說的，誰在阻礙中國人致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衆多廉價勞動力，爲世界其他國家和經濟體提供製造業和其他相關行業的服務，生產鞋、服裝、玩具、家用電器等。從國外轉移到我國來的生產技術含量並不高，即使是電腦生產，表面看來科技含量很高，但這些技術實際上已經非常標準化，成爲簡單生產，利潤率並不高，並且會越來越低。同時，我們要看到，這些年通過改革開放，的確使我國製造業的技術含量上升到了一個新臺階，同時，我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水平。這些轉變爲我國經濟增長走出以簡單的製造業來增加工作機會、提高收入的模式，創造了越來越好的條件和基礎。現在經濟形勢很好，如果我們不抓住機會，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國不在交易的執行框架、信息的提供框架、權力的制衡框架等方面作更進一步調整；如果對權力的制約沒有實質性進展，如果不能爲市場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構和信息架構，當前的發展模式走下去就會暴露出問題。這些就是我們要憂患的。
首先，我們必須調整和完善交易的執行框架。分工與專業化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隨着分工與專業化的不斷深入，個人所做的事越來越細，而他需要滿足的慾望則越來越多，這就需要通過交易來解決。隨着交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經濟就不斷髮展。經濟學把個人在交易框架內的努力分爲兩種：一是生產性努力，意思就是個人通過努力增加生產，提高產品和服務的產出來增加個人收入，從而更好地滿足個人需求；二是分配性努力，意思就是在產出既定的條件下，個人努力提高分配既定收入的份額，從而提高收入，它得到的就是別人失去的。一個理想的交易框架，能夠最大程度限制分配性努力，而促進生產性努力，我們耳熟能詳的“做大蛋糕”就是這種意思。另外，一個理想的交易框架也可以用交易成本來評價。在經濟規模既定的條件下，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框架的質量就越高。
用這兩個指標來評價我國的交易框架，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我們還存在很多問題。常見報端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壟斷行業的高價而服務質量低、行業不正之風、一些政府部門的行政不作爲、各種“跑部進錢”現象、公款吃喝、公車私用、上學難、就醫難、辦事拉關係等等，就是分配性努力和增加交易成本的典型現象。目前經濟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些現象的危害性。因此，我們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時機，儘快調整和完善交易的執行框架。
其次，我們要儘快調整和完善信息的提供框架。市場經濟中的信息系統就像人體的神經系統一樣，如果它的功能出現了障礙，小則妨礙經濟的正常運行，大則使經濟系統崩潰。信息是一種特殊的資源，一旦擁有，就沒有人願意付錢給它的生產者，所以，信息的這種特性使它成爲一種準公共物品。市場中的信息可以分爲兩種：一是私人信息，它包括某種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原料來源、生產技術、定價的原則和銷售渠道等等，我們通常所說的商業祕密就屬於這個範疇；二是公共信息，它是市場中的有關本國和他國的宏觀經濟信息或其他信息，它包括世界的經濟形勢、一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某個行業的生產和需求狀況、基本的資源及其利用狀況、人口的數量和質量等等。生產信息需要巨大的投入，而由於它的準公共物品的特性，消費者很難爲它付費。因此，市場經濟要發展，政府必須在提供公共信息上有所作爲；另外，只要不危及國家安全，政府要及時公開自身的各種運行信息。
用爲市場提供公共信息來衡量我國市場經濟完善程度，我們的信息提供框架還存在很多問題。政令不暢、對外國市場瞭解不深入、國內經濟信息的失真、國內市場分割、股市投機的橫行等等都是公共信息提供缺失的典型表現。對於完善信息的提供框架，我們可以在兩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出資建設信息提供框架的基礎設施，如通信系統的建設；二是政府出資生產市場所需的公共信息。在目前的公共財力條件下，我們有能力在這方面大有作爲。
第三，我們要儘快調整和完善權力的制衡框架。這裏權力制衡包括三個方面的關係：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二是政府與公民的關係。三是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對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經濟學早已證明，在沒有外部性的條件下，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是最高的，這時政府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干涉市場；即使存在外部性，政府幹預市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還可能存在其他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具體選擇哪種方式取決於其交易成本的大小。按照這種邏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政府一定不要干預，如此，政府的權力就被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權力制衡的成本就會降到最低，制衡的效果也很明顯。對於政府與公民的關係，一是要界定政府與公民所活動範圍，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看，就是要清晰地界定政府的行動產權與公民的行動產權，這兩種產權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只要它們在各自的、得到法律保護的行動產權內活動，任何力量都不能干涉它們的行爲；當然，政府和公民的行動產權會隨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變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建立法制社會。二是在界定政府與公民的行動產權時，公民必須有法律保護的權利和渠道來表達他們意見和建議，這樣形成的法律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這樣建立的法制社會纔會和諧，從而形成一個對權力有合理制衡的社會。對於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政府職責就是當好裁判，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合理，使市場參與者各得其所。
目前，無論從哪層關係看，我們的權力制衡還存在很多問題。領導的獨斷專行、官員的腐敗、市場的壟斷等等都是權力制衡缺失的典型現象。現在宏觀經濟形勢很好，我們要抓住時機，儘快完善對權力的制衡。
總之，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我們要憂患的是交易的執行框架、信息的提供框架、權力所制衡框架的不完善。我們要抓住歷史機遇，儘快調整和完善這三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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