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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賣》的倒戈
《讀賣》的行爲能否影響日本政府的行爲，尚難逆料
在日本,《讀賣新聞》長期被看作是持保守和右派立場的報業代表,在推動日本右傾化的許多事件上,《讀賣》不止一次地充當“攻城拔寨”的排頭兵角色。《讀賣》支持修改和平憲法,不僅如此,1994年,《讀賣》還率先發表私家版的《憲法修正草案》,鼓吹承認自衛隊爲符合憲法的軍隊。
《讀賣》贊同參拜靖國神社。2001年小泉純一郎作爲日本首相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時,《讀賣》就以社論的形式表示支持。
然而,從2005年6月開始,《讀賣》卻突然倒戈。該月4日,《讀賣》發表了長篇社論,針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提出“首相不應參拜合祀了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的主張,並呼籲儘快建立另外的國立追悼設施。
《讀賣》的轉向不僅僅在於如何看待靖國神社,而很像是一個系統工程。這一工程的成果體現在一本名爲《檢證戰爭責任》(以下簡稱《檢證》)》的書中,這本書最早於2006年7月由中央公論新社出版發行,對從1928年開始到1945年由日本引起的戰爭的原因、經過、結束以及責任進行了全面調查。
《檢證》難以避免地牽涉到中國:“九·一八事變”是怎樣發生的?“七·七事變”如何引發了中日走向全面戰爭?《檢證》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中國人至今無法忘卻那場戰爭,但是在剝離了情緒主義的宣泄之後,仍不得不冷靜下來研究那場戰爭究竟是爲何而發生的，日本究竟如何走向了侵略之路，誰該爲此負責?對此,《檢證》也進行了自己的分析。
《讀賣》的發行量是1400多萬份,是發行量意義上的世界第一大報,在日本普及率是20.28%,相當於每五個家庭就有一家訂閱該報,其影響力可想而知。6月19日,專門來北京聯繫該書中文版出版的《讀賣新聞》調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員濱本良一告訴本刊記者,在政治類書籍銷售暗淡的日本書市,《檢證》一書共銷售了8萬冊,“這麼硬的書,在日本一般很難賣,這本書很成功”。社會反應也頗大,報社共接到郵件、電話等形式的6000多位讀者的反饋。
日本的五家全國性報紙,過去《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產經新聞》和《讀賣新聞》則持支持態度。今番《讀賣》的倒戈使《產經新聞》成爲政治立場上的孤家寡人。如今需要觀察的是《讀賣》的倒戈能否進一步影響日本保守化的政治氛圍,以及如何影響因歷史問題而糾結的中日關係。
新華出版社副總編輯黃春峯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此書中文版目前已經完成編審校工作,將於近期由該社出版發行。
“影子將軍”走出暗影
《讀賣》的轉向與一個大人物息息相關。此人名渡邊恆雄,今年已經81歲高齡,他於1985年任《讀賣》主筆,1991年開始任報社總裁。渡邊在政界、商界和媒介交遊甚廣,在日本擁有影響力。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讀賣》右傾化的進程中,留有深刻的渡邊印記。渡邊還以“霸道”的作風出名,他曾把幾位與他觀點不同的社論委員全部排擠出報社,且《讀賣》的許多規則與制度也是他一手創立,因此新聞界給他起了一個“讀賣獨裁者”的稱號。
然而,推動《讀賣》於2005年後產生“哥白尼倒轉”式轉變的也同樣是他。上述6月4日的社論正是出自此公之手。
自小泉第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之後,渡邊就把家搬到神社旁邊,通過不斷觀察,他發現靖國神社裏的“遊就館”是個讚揚軍國主義的地方。渡邊認爲,小泉雖然在國會承認甲級戰犯是戰爭罪人,但首相參拜的結果會令與“遊就館”思想相同的人欣喜若狂。中、韓等國自然會產生“日本是個危險國家”的想法,而日本則會因此與其相牴觸,導致惡性循環。
2005年6月後,渡邊繼續明確態度,多次表示“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認爲“靖國神社的態度是一個大問題”。鑑於《讀賣新聞》在日本社會的影響力,美國《紐約時報》於2006年初對渡邊進行了採訪,這篇題爲《影子將軍現身,意圖改變日本》的特寫這樣開頭——“在人生的黃昏,神祕的日本媒體大佬渡邊恆雄決定走出暗影。”該文中,渡邊批評小泉“不懂歷史”,而他自己則被形容爲“意圖改變日本”的“影子將軍”。
同是2006年初,渡邊還與20多年來不僅在市場競爭方面,而且在政治主張方面的“死對頭”《朝日新聞》的社論主筆若宮啓文坐到一起,就兩報長期對立的靖國神社等問題進行了一次對談。在這次對談中,兩位日本媒介的大佬共同認爲“只要日美關係好,亞洲外交就會順利”是一個愚蠢的短見,下任首相假如還是選擇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的亞洲外交就會徹底失策。這次對談的內容發表在《論座》雜誌2006年2月號,被搶購一空。
也是在這次對談中,渡邊提議,切斷日本與鄰國之間惡性循環的最好辦法是認真檢討歷史罪行,努力讓大多數日本國民認識到:“事實上,那就是侵略戰爭。”
渡邊將此動議付諸實踐。在他的親自主持下,《讀賣》建立了由編輯、記者組成的“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決定就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調查和分析,將調查的結果形成報告,以連載的形式在報紙上陸續發表。渡邊先生親自提出了以下5個調查的主題,要求以年輕人爲主的委員會成員到各地、各國進行調查研究,這5個題目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爲何發展到了中日戰爭;日本爲何在根本沒有取勝把握的情況下與美國開戰;是什麼人“發明”了所謂全部戰死的“玉碎”及自殺式的“特攻”戰鬥方式;美國投放原子彈是否不可避免;東京審判所遺留下的問題是什麼。
“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在《讀賣》上連載一年之後,又經過進一步的整合和修改,《檢證》一書最終出爐。不久後,該書即出版了英文版。
“盧溝橋事件是偶發性極高的事件”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教授近年來活躍於中日關係領域,他被“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納入到了採訪的範圍,《讀賣》的記者曾經兩次專程來北京對他進行訪談。而《檢證》一書出版後,步平也在第一時間做了細緻的閱讀。
他向本刊記者介紹,該書對日本戰爭責任從縱橫兩個方向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又從總的方面進行了總結。從時間的縱向上,該書主要劃分出8個單元,對每個單元應承擔的戰爭責任進行了分析。
關於“九·一八事變”,書中說,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和參謀本部第二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等人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他們應對這一時期承擔主要責任。石原軍事思想的核心是“世界最終戰爭論”——日美兩國作爲東西兩大文明的盟主通過戰爭爭奪世界第一強國地位。他與持有“用謀略活動來逼迫國家”信念的參謀們造成既成事實,並得到軍部少壯派軍官的配合,從而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
《檢證》對盧溝橋事變也有描述。書中指出先後任首相的近衛文、廣田弘毅,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和陸相杉山元、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武藤章等對這一時期承擔主要責任,是他們讓日本陷入了中日全面戰爭的泥潭。
此書認爲“盧溝橋事件本身是偶發性極高的事件,冷靜地加以處理,有可能迴避全面戰爭的危機”。但是由於近衛內閣向華北派兵,從而使戰爭逐步升級。而此後近衛沒有主動發揮政治領導力,卻“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廣田弘毅也跟近衛一樣,以幾乎沉默的姿態貫徹始終,而且還跟陸軍大臣杉山元和海軍大臣米內光正等人一起主張中止同國民政府的和平交涉。一系列行動促使全面戰爭爆發。
對於另外6個單元:關於日德意三國同盟、日美開戰、戰爭的繼續、“玉碎”和“特攻”、本土決戰、原子彈轟炸,《檢證》也同樣問責到具體的個人。
問責結果與東京審判不同
《檢證》還從社會角色的橫向視角,對不同層面的責任者進行了分析。對於天皇,書中說雖然明治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天皇爲陸海軍統帥”,但天皇其實沒有統帥權的實質性權限。儘管在日本戰敗時,昭和天皇對麥克阿瑟表示通過退位接受責任,但實質性的責任是在首相、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那些人身上。
《檢證》認爲東條英機前首相的責任最大,說他是一種“缺乏國際感覺的開戰”。東條作爲第二屆近衛內閣的陸相入閣後,曾着手進行了日美軍事力量的比較調查。調查的數字顯示日軍難以維持長期戰爭。但是東條卻說:“美國缺乏國家的主軸,而我們的帝國卻擁有三千年的國體。”於是,“在他當上了最高指揮後就做出了衝入日美戰爭的決斷”。
“東條政治的顯著特徵就是利用憲兵的鎮壓和由國家壟斷信息。”書中說,東條完全不顧國民追求幸福的權利與內心自由被壓抑的痛苦。在戰爭後期,他集所有的權力於一身,通過發佈“誓死不當俘虜”的“戰陣訓”鼓勵決死的“特攻”和所謂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喪失了生命。他甚至說過:“在日本,不是飛機在天上飛,而是精神在飛。既然我們的精神在翱翔,就不會輸掉這場戰爭。”
東條之外,《檢證》也對允許軍部獨斷專行的近衛文以及廣田、松岡、杉山、永野、小磯等指導層重要人物的責任進行了條分縷析。
1948年11月12日,遠東軍事法庭作出了著名的“東京審判”,東條英機等7人獲絞刑,荒木貞夫等16人被判終身監禁。《讀賣》認爲自己的調查結論與東京審判不盡相同,並在《檢證》一書中特別指明。書中認爲發起滿洲事變的參謀石原莞爾和推動進駐法屬南印度支那海軍的石川信吾、以及主張對美開戰的參謀本部的田中新一等幕僚“負有重大責任”,但是東京審判中他們根本未被作爲被告。
另外一處明顯的不同,東條一派的陸軍次官木村兵太郎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鬆井石根在東京審判中被判絞刑,但是《檢證》認爲他們雖然有責任,但事實上他們在領導戰爭方面的作用並不大。
“到底錯在哪裏?”
在最後一章裏,《檢證》將對戰爭的反思引向深入。“到底錯在哪裏?”《檢證》總結出幾條大的教訓。首先是軍部和政府“誤讀國際形勢”:一方面關東軍的侵略挑戰了當時主張尊重中國主權的華盛頓體系,另一方面日本與德意結成同盟更是一個“致命的選擇”。
第二條受到批判的是日本的“幕僚政治”。書中指出,在昭和戰爭中控制和左右日本的,主要是陸海軍的軍部官僚。“這些人以‘統帥權’爲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權、預算分配權、政策決定權。”這些從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後被錄用到參謀本部等中樞機構擔任參謀等要職的所謂軍隊精英,“精英意識和封閉主義是他們共通的特徵”。
而事實上,這些精英們的實際軍事能力很低,而且這些人雖然不斷錯誤地出謀劃策,造成戰局的惡化,但不僅不承擔責任,反而會得到重用,不斷晉升。這就造成了日本官僚體制的巨大缺陷。
“議會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成爲又一條重要的教訓。書中指出:“帝國議會變成了追認昭和戰爭的機構。雖然控制官僚、制止軍部的妄自行動是受國民之託的議會和政治家們的工作,但他們卻忘記了這一重要責任。”由於不贊成軍部增加軍費要求的藏相高橋是清被殺,議員們對軍部逐漸變得唯命是從。“議會最終未對阻止和結束戰爭發揮絲毫作用。”
《檢證》指出的最後一條教訓是“輕視生命和人權”。戰爭期間,指導日軍軍官和參謀的教典是《統帥綱領》,強調“勝敗的主因依舊在於精神上的要素”。同時,軍部還向士兵進行即使剩下最後一兵一卒也應拼死戰鬥的“玉碎”精神教育,並開發出帶人炸彈“櫻花”和人體魚雷“迴天”等“特攻”武器,種種非人道的行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而在日本國內,“批評戰爭的人,不積極合作的人都遭到了憲兵和特高(特別高等警察)毫不留情的鎮壓。不僅是政治家,就連提倡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評論家、學者也成爲迫害的對象。作家如果不表露出協助戰爭的姿態,就不能再發表作品。”
右派的反思比左派有力
渡邊率領《讀賣》所作的這次“華麗的轉身”,曾被批評爲“投機”甚至被認爲是個“陰謀”,即在日本國際名聲不是很好的情況下,爲《讀賣》自身賺取一些聲望。不過步平認爲這種批評有失偏頗,他說:“在日本的現有的政治條件下,這麼做還是需要勇氣的。”
渡邊對歷史問題的轉變,激怒了一些日本的極右勢力,甚至他和家人的生命也曾一度受到威脅。有人給渡邊寄威脅信,信中說:你的周圍的警衛非常嚴,我們不能去殺你,但是你的孩子,在哪兒工作,每天怎麼樣去上班,我們都清楚。
今年3月份,在接受《巖鬆看日本》節目專訪時,渡邊透露了一個老者的心境:“今年我已經80歲,我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就要去世了,如果我們都去世的話,就沒有人講述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更加抓緊時間,來對人們教育當時的情況。”
而在給即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序言中,渡邊寫道,之所以出版本書,動機無非是來自這樣一種信念:我們對這場戰爭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責任的所在必須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獲得正確的歷史認知以外,纔有可能與受害國家進行直率友好的對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崔保國與《讀賣》相稔熟,在他看來,晚年的渡邊達到了權力的頂峯,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一件事。“檢證戰爭責任的計劃未必在報社內部都能得到認可,但是以他的權力和威望可以迅速推行,而且表現爲整個《讀賣》的立場。”崔對本刊記者說。
《讀賣》對這項工作自視甚高,認爲這是戰後60多年來日本人第一次系統全面地檢討戰爭歷史,渡邊的表述,日本“從來沒有以日本國或者日本人民的名義自主追求過戰爭責任”。不過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晉林波看來,《檢證》的內容並沒有太多新鮮之處,“許多觀點日本學者早已有人說過”。不久前,他在美國時看到了《檢證》的英文版。
步平認爲,需要用一個較寬廣的視野才能對《檢證》有清晰的認識。“戰後日本反思歷史責任,媒體中《朝日新聞》一直比較積極。而其他的反省也是很多的,日本多數知識分子認爲那是一場侵略戰爭。”不過,步平又說,“反思比較深刻的一般都是左派學者,在這個意義上,保守色彩濃厚的《讀賣新聞》所作的反思是值得肯定的。”
具體到內容上,步平認爲:“如果跟《讀賣》以前相比,許多內容都是突破,但如果和進步力量相比,突破也並不那麼顯著。”但是,他提醒記者,在日本整體保守化的背景下,右派的反思比左派的反思有力得多,影響也更大。
“《檢證》是對孩子很好的教育”
“我們收到的反饋中持贊成意見的佔大多數,許多人說這是對孩子很好的教育,”濱本良一告訴本刊記者。頗有意味的是,他透露,由於《讀賣》在日本被認爲是保守的,所以書籍出版後並沒有極右勢力的宣傳車到報社門口來表示抗議,“如果是《朝日新聞》的話肯定會出問題的。”這讓人聯想到當年持反華態度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造訪中國,打破中美堅冰,非但沒有受到民衆的指責,反而得到民意廣泛支持的往事。
作爲《讀賣》的一員,濱本如此看待《檢證》的價值:日本人以前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者採取沉默的態度,而現在開始有自信真正去認識那段歷史了。
當然,從中國讀者的角度考察,《檢證》一書也仍然有諸多的遺憾以及與中方觀點不盡相同之處。新華出版社在籌劃中文版出版的過程中就遇到了這方面的難題。出版社副總編輯黃春峯告訴本刊記者,除了個別帶有極右色彩的、有可能傷害中方感情的地方,中文版基本上沒做刪除,保持了原著的原貌。
不過,在一些地方中文版仍然做了說明。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數字,《檢證》如此表述:“有的說是20萬以上,有的說是十數萬,衆說紛紜。歷史學家秦鬱彥經過實際考證,推測爲4萬左右。”而盧溝橋事變,《檢證》認爲是中方放第一槍。另外還有“田中奏摺”(指在1929年曝光,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祕密奏章,其中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方認爲是假的”,黃說, “這三處史實,還有一些錯誤的觀點，中文版以‘編者注’形式做了集中的說明，提醒讀者注意鑑別。”
中國讀者不解渴之處還有,與中國息息相關的南京大屠殺，《檢證》基本如蜻蜓點水般一筆帶過,未做深究，而對慰安婦和細菌戰等熱門話題卻隻字未提。
濱本不久前在美國加州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會上有中韓美日學者共同參加。濱本向與會者介紹了《讀賣》檢證戰爭責任的計劃,並呼籲:“這是日本一家報社所作的,現在應該政府來做這項工作了。”美韓兩國學者對此叫好,而中國學者表示這項動議難度很大。令濱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學者的態度,“他們對此集體表示悲觀。他們說,一是日本政府不會全面開放二戰資料;而即使公開了全部資料,日本政府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讀賣》的行爲能否影響到日本政府的行爲,此時尚難以逆料。“但是對於《讀賣》的反思,儘管它還有侷限,可如果這樣的東西都不能肯定的話,中日的互相理解還怎麼辦呢?”基於這樣的認識,步平和崔保國在接受本刊採訪時都表示,對於書中部分篇章後面收錄的一些日方學者的右翼言論也不妨完整保留,“這樣纔可以真正地瞭解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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