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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於戰爭中的媒體
“在戰爭年代,日本的所有報紙就曾競相追隨軍國主義,我們試想一下如果不這樣,戰爭也許不會打到最後”《檢證》用一整章的內容來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責任。它揭示,戰時日本的媒體受制於嚴厲的言論統制,基本上放棄了媒體應負的監督責任。不僅如此,媒體還做了戰爭的幫兇,宣揚日本軍方虛妄的勝利,從而對戰爭推波助瀾。
60年後,渡邊恆雄對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戰爭年代,日本的所有報紙就曾競相追隨軍國主義,我們試想一下如果不這樣,戰爭也許不會打到最後。”
連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艦都被計算在擊沉的戰果中
在那場戰爭中,負責任的日本記者感到極爲鬱悶。一位叫岡田聰的記者回憶,雖然當時明知道對戰局的報道謊話連篇,但是自己卻寫不出一句真話。在戰後自己的著作中,他寫道:
“這邊通過外電等渠道得知了戰況惡化的消息,向(大本營)報道部請示諮詢,得到的卻是根本沒有那麼回事的否定,並禁止刊登該消息。中途島海戰大敗的事實在我們這些人中間早已經成爲一種常識,而且國民也都多少有所耳聞,可是報道部卻斷然對此進行否定。”
也有批判軍部的鳳毛麟角的報道,但是做這種報道的媒體和記者立即會遭到可怕的懲罰。1944年2月23日,《每日新聞》頭版以“戰局至此,竹槍難敵”爲題,批判了軍部的精神主義。看了這則報道,東條英機大怒:“竹槍作戰難道不是陸軍的根本作戰方式嗎?把每日給我停刊!”執筆該消息的是每日新聞社黑潮會首領新名丈夫(當時37歲)。陸軍將他“懲罰入伍”,編入丸龜連隊。
當時,與新名同行的還有被徵兵入伍的250名其他人員,他們因生在大正年間年紀較大而本來是被免除兵役的。三個月後,新名在海軍的斡旋下以擔任了從軍記者爲由得以退伍,但那250人則在後來被髮配到硫磺島,全都死了。
“睜着眼睛說瞎話”成爲當時日本媒體報道的常態。1944年7月,塞班島守備部隊全軍覆沒,但在同月19日的各大報紙上,“東條首相說真正的戰鬥從現在開始,做好戰死一個億的思想準備”、“復仇的鬥志在燃燒”、“要徹底摧毀美國鬼子,沒有武器就用竹槍”——類似這樣煽情性的標題躍然紙上。
同年10月19日進行臺灣海域航空戰的時候，美軍面向沖繩的空襲已經開始,而高呼進行日本本土決戰的聲勢也此起彼伏,在如此情勢之下,報紙上刊載的竟是日本海軍擊沉擊破美軍的航空母艦19艘、戰艦4艘等共計45艘艦船的報道。天皇對此頒發了“奮戰!大膽擊破了敵艦”的嘉獎聖諭,舉國上下一派歡騰,甚至都發行了爲紀念勝利而譜寫的樂曲的唱片。但是,事實上擊沉的敵艦數目爲零。美軍實際的航空母艦隻有17艘,也就是說連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艦都被媒體計算在擊沉的戰果中了。
轉變從“九·一八”開始
根據《檢證》的調查,日本放棄監督義務是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暴戾的中國軍隊炸燬滿鐵線路,日本鐵道守備軍隊與之展開戰鬥”—— “九·一八事變”以這樣一種形式被公之於衆。要到戰後,關東軍謀劃了“滿鐵線路”爆炸的真相才能大白於天下。“當時,也流傳出一部分關東軍陰謀說的消息,但卻沒有一則報道曾對軍部發表的、一切都是中國軍隊的所作所爲這一點表示過懷疑的態度。”
1932年10月,“國際聯盟”發表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在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的同時,也對關東軍的行動進行了批判。此報告書甫一發表,即引起各家報社的齊聲非難。以當時的日本三大報爲主,全國132家報社發表了“斷然不應該接受和承諾的”的共同宣言。對接下來的退出國聯問題,一直到最後爲止都一直提出異議的主要報紙,只有《時事新報》一家。
也是以“九·一八事變”爲機,日本主要報紙向戰場方面派遣了大量的特派員,通過時刻傳達最新戰況飛速提高發行份數。相反,對那些登載對軍部批判性報導的報紙,以在鄉軍人會等爲中心,發動了“不買運動”。當時,評論家清澤冽曾這樣分析說:作爲“新聞工作的經營心理”,對外則曰日本“絕對正義”,對內則曰“昂揚日本精神” ， 以如此極端的論調,來讓民衆確信媒體的報道。
在以後的日子裏,不管對日德意軍事同盟的締結,還是日軍向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侵佔等——每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各報紙版面上鋪天蓋地的都是各種禮讚謳歌的報道。報界代表甚至在出席德意兩國大使館的祝賀會上,三呼“三國同盟成立萬歲”。
此後,就像評論家伊藤正德所說:“在軍部出出進進的年輕記者們的那種被驅使着去謳歌一戰論的勢頭,編輯部的幹部們已經鞭長莫及,無從制止。”
媒體的迷失終於漸行漸遠,《檢證》寫道:“報紙不是向全體國民傳達真實的戰況,而是將國民趕向那個魯莽欠斟酌的對英美開戰的方向去了。”
統制
在《檢證》的分析中,媒體的迷失最主要與高度的言論統制有關。“九·一八事變”後,內務省警保局就列舉出“將發生在滿洲的自衛性軍事佔領報道成日本帝國的侵略行爲的文章”等禁止刊行的基準。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政府根據軍機保護法強化了各種管制,內務省警保局對各個府縣的特高課課長下達命令:“要和主要日刊報社通訊社及主要雜誌發行所的負責人懇談”。
接着,根據1938年制定的國家總動員法,各個媒體機構事實上都被編排在政府·軍部的下部組織裏面了。新聞紙統制成了其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從1940年5月開始,新聞紙的分攤額成爲內閣直轄管理項目,1938年～1940年間多達739種的日刊報紙,被以“整頓惡質不良報紙”爲由裁減下來,1941年時減至108種。同年9月以後,更根據所謂“一縣一報”的方針,減至54種。
另一方面,政府從30年代中期起開始着手創設“操縱報業”、操縱輿論等進行一元化管理的、擔負國家情報宣傳的機關。1937年9月,曾爲各政府部門之間聯絡機關的“情報委員會”被解散重組爲“內閣情報部”,負責推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1940年12月設立了“情報局”,負責對有關國家全體性的報道進行一元化統制。
至於廣播電臺,1926年創建了社團法人日本放送協會,進而成爲國策宣傳的喉舌。於1936年設立的“同盟通信社”,後來也成爲受情報局及軍部等直接支配的部門。雜誌、書籍等也是一樣,成爲“日本出版文化協會”一元化統制之下的產物。而電影,則全部都是由國策機關的“社團法人日本時事電影公司”製作發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事實上成爲軍部的傳聲筒。“大本營陸海軍部(1941年)12月8日早6時聲明，帝國陸海軍於8日的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與美英軍隊進入戰鬥狀態”。據《檢證》統計,從這則“第一號”宣告了開戰的消息以來,大本營聲明至戰爭結束爲止共計發表了846則,吹噓虛構的輝煌勝利。
除統制因素外,《檢證》也力圖檢討媒體自身的責任,書中引用戰爭中曾任朝日新聞主筆、副社長等職務的緒方竹虎的話說,“對作爲商品的報紙來說,戰爭報道是最大最精彩的部分,是推銷競售的大好時機。越是大企業團體,越不能輕易放棄這個商機”,這一點可謂是當時的業界實情。
《檢證》總結,儘管存在嚴厲的管制,當時的報社也並非完全是硬着頭皮勉強對統制持協作態度,而實際上“報社也曾積極躋身於推進戰爭行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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