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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
單純地追究個人的戰爭責任,有強調事件偶然性的危險,是不是有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國家戰爭責任的危險呢?
“不能貶低,但也不要太拔高”,這是步平對《檢證戰爭責任》一書的基本態度。這個判斷在字面上非常簡單,不過下判斷的過程卻並不簡單,因爲它需要對戰後日本“戰爭責任觀”有一個歷史的瞭解。
兩種“戰爭責任”
《瞭望東方週刊》：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觀”是怎樣形成的?
步平: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是戰後60多年來日本社會上始終在討論但是也有相當多爭議的問題。日本在戰敗前不存在“戰爭責任”這一概念,許多日本人在那之前從未想過戰爭責任的問題,因爲當時的戰爭觀認爲國家進行戰爭與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而在日本戰敗後,由於同盟國針對日本的戰爭犯罪進行了審判,褫奪了與戰爭有關人員的公職,從法律、政治與行政的各個側面對日本進行了追究,日本人開始接受了“戰爭責任”這一概念。可見“戰爭責任”對於多數日本人來說是因戰敗纔在事實上接觸到的概念。儘管如此,“戰爭責任”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間的傳播與影響還是很快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當時“戰爭責任”的概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角度,或者說是兩種不同的立場。一是站在同盟國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國家的立場,追究日本的戰爭犯罪行爲的“戰爭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對戰爭責任的追究是從外部指向日本內部,而從外部看來,應當承擔戰爭責任的是包括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在內的整體的日本,所謂的“戰爭責任”就是日本加害的責任。毫無疑問,中國、韓國以及亞洲多數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統治的國家是從這一角度和立場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的。
《瞭望東方週刊》：那麼《檢證》一書是站在什麼立場上來探究戰爭責任的呢?
步平:這就要談到另外一種“戰爭責任觀”了,同樣“戰爭責任”的概念,在日本人理解起來卻並不是那樣簡單。我們看到,戰後日本人關於戰爭責任的認識,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思考,有站在亞細亞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權主義立場、基督教立場或市民主義立場上的思考。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思考,與戰爭被害國人們的思考比較起來,日本人的思考還有一個特殊的角度,那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追究使日本國民成爲被害者的國家與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即日本政府、軍部等政治領導及與鼓動戰爭有關的機構的戰爭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是作爲導致戰爭失敗了的指導者的被“欺騙”的對象,以受壓制和受欺騙的被害者的立場對戰爭責任進行追究。《檢證》一書基本是站在這一立場進行的思考。
日本“戰爭責任論”的演變
《瞭望東方週刊》：戰後60年間,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觀”經過了怎樣的演變過程?
步平: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追究與思考,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個10年,這是關於“戰爭責任”討論十分熱烈的10年。當時,通過東京審判與B、C級審判使日本人第一次瞭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軍人在亞洲戰場上的暴虐行爲,以日本共產黨爲中心的左翼勢力基於日本戰後的統治體制和統治層與戰前是一脈相承的這一認識前提,主張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國家的及以天皇爲首的指導者的戰爭責任。
另外,對戰後西方的人道主義有新鮮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由於在戰爭中對軍部的統治存在壓抑感,所以也接受佔領軍對日本的戰爭責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們對佔領軍傷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緒,所以對佔領軍和左翼勢力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具體的方式又難以接受,對從政治與法律的角度進行的戰爭責任的追究態度消極。不過,他們可以根據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內的日本人在戰爭中缺乏自主性的問題,從內部的倫理的角度議論戰爭責任。自由主義者中的一部分人還指出了天皇的道義責任,多數意見主張其退位。
到了50年代的中期,從外部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追究活動結束了,開始了日本國內關於戰爭責任追究的第二個10年,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提出了主體性戰爭責任論的觀點。在戰爭後期,曾經作爲學生兵被推上戰場的一批日本人這時已經成爲社會的中堅,他們具有很深刻的戰爭體驗,而一部分人在戰後初期又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因此在國民的戰爭體驗與國民的戰爭責任之間發生了認識的分歧,通過“昭和史論爭”建立了“戰後歷史學”,出現了研究戰爭責任新的契機。
這一時期,由於許多揭露日本軍隊在中國殘暴行爲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開始瞭解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行。以竹內好爲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提出了日本人應自覺地認識對中國的戰爭責任,檢討戰時的民族主義與對亞洲的戰爭責任問題,建立日本的民族主體性。這一時期對戰爭責任的思考重視內部的與倫理的角度,即討論爲什麼在日本人中關於戰爭責任的自覺性不強?阻礙日本人主體性地思考戰爭責任的原因在哪裏等。
從6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思考進入到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是開始深入思考天皇與國民的戰爭責任。因爲以基督教、佛教爲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戰時尚在小學讀書,即當時的“少年國民”都開始考慮戰爭責任的問題了。
這一時期,由於在國會上爭論靖國神社國家管理法案,對天皇與國家神道的批判被提上了日程。戰後迅速轉爲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開始對在戰時接受的軍國主義教育及其教師與父母懷有強烈的不信任感,開始基於自己的戰爭體驗而思考戰爭責任。同時,由於美國對越南的轟炸及越戰的擴大,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發展,影響到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戰爭犯罪的實態進行追究的活動,當然,對美國在戰爭後期的無差別轟炸和投放原子彈的責任也有追究。
1982年,圍繞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如何記述侵略等問題,國內外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躍。日本的知識分子在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顯然,這些在新的研究領域中的實證性研究促使上述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思考更具有倫理的自覺性。戰爭責任的認識與戰爭責任的對象領域都在擴大。
以冷戰結束爲轉折點,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思考進入第四階段。在這一階段,曾在冷戰體制下受到壓抑的戰爭被害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發出了強大的追究的聲音,對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影響。海外的戰爭被害者的聲音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日本大衆層面對戰爭責任的認識與對外交流。冷戰時期,戰爭責任問題常常被保守力量塗上意識形態的色彩,右翼攻擊思考戰爭責任的日本人是被共產黨“洗腦”。但在冷戰結束後,對人權侵害的問題突出出來。對以“慰安婦”爲代表的戰爭犯罪的追究是把戰爭犯罪從侵犯人權的角度進行理解。還有一批法律專家基於對人權侵犯的立場,不僅思考戰爭責任問題,而且考慮對戰爭受害人的“戰後補償”問題,開始了戰後補償的實際行動。
日本知識分子的苦心
《瞭望東方週刊》：以這一歷史過程爲參照系,我們如何評價《檢證》一書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的分析?
步平:《檢證》一書的特點,一是將責任分解到個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爲導致戰爭失敗的指導者的“欺騙”對象,以受壓制和受欺騙的被害者的立場對戰爭責任進行追究。當然,該書也意識到日本國民確實應當從道義層面上對曾經全力支持戰爭的戰爭責任進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戰爭責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爲發動十五年對外戰爭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的行爲,它更是一場全民總動員的國家總力戰。
《檢證》一書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思考是有積極意義的。渡邊先生在該書的最後這樣說:對於戰爭責任進行政治與道德性的判斷是必要的,這樣困難的課題必須要提出來,應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對日本的戰爭指導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責任進行檢證。從中確實可以看出渡邊先生爲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識分子的苦心。
警惕“無構造歷史觀”
《瞭望東方週刊》：那麼,在你看來,《檢證》一書有怎樣的缺憾或不足?
步平:缺憾和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問題是:《檢證》一書側重於追究個人戰爭責任的方式,與戰爭被害國的人們把日本整體作爲戰爭加害國的思考角度還是不同的。
對日本應負的戰爭責任從國家責任的角度進行的判斷有時是需要具體到個人的,這樣才便於從法律層面對戰爭指導者的戰爭犯罪進行制裁,在這種情況下忽視個人的戰爭責任是不適合的。然而,單純地追究個人的戰爭責任,有強調事件偶然性的危險,是不是有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國家戰爭責任的危險呢?對指導者的戰爭責任的分析和對國民的責任的分析,最終還是要歸到日本作爲國家的戰爭責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檢證》一書在對各種人物的戰爭責任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後,基本歸納爲政府首腦的“缺乏國際感覺”和“縱容軍部獨斷專行”,軍事指導層的“一系列的判斷錯誤”,軍隊官僚的“魯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國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則是受這些官僚與軍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這些人架空。應當說,這些人的責任當然都是存在的,問題是單純從日本人被“欺騙”的角度對戰爭責任進行檢證是否全面與科學,是否能夠將真正的戰爭犯罪責任進行徹底的追究。許多學者已經指出了:戰後對日本國民層面的戰爭責任的追究幾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國民儼如旁觀者,忽視了自己參與戰爭的責任。即使討論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也壓倒性地將其侷限於日本國內問題,僅僅從日本國民的戰爭受害立場上認識戰爭責任,極其“缺乏對其他民族的責任意識”。日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過了戰後的半個世紀,以至到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許多日本人發現在這一問題上竟然面臨着戰後政治選擇的十字路口。
第三個需要指出的問題是警惕“無構造歷史觀”的影響。所謂“無構造歷史觀”,是指在研究歷史問題的過程中,以進行微觀的實證研究爲理由,強調各事件之間的非連續性、偶發性、外因性,而回避諸事件之間的必然的聯繫與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關係爲例,有的學者不把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策以至發動戰爭看作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後果的必然行動,而是孤立地研究這一過程中的具體事件,所以在他們的筆下,對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等都只有歌頌,而沒有批判。
《檢證》一書中對許多歷史過程,就比較側重從偶然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在許多具體問題的分析上,給人的感覺也是在強調戰爭失敗的戰術原因。人們不禁要問:如果離開對戰爭性質的判斷,離開對戰略決策是否科學的判斷,單純從技術性的戰術角度思考戰爭失敗的原因能夠成立的話,那麼追究戰爭責任又有什麼意義呢?
從近代日本的發展過程來看,用偶然性顯然是不能科學地解釋歷史的。正是從這樣的無構造的歷史觀出發,《檢證》一書在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論述後,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戶幸一、鈴木貫太郎、東鄉茂德、米內光正等人的所謂“和平的努力”,也批評了“圍繞昭和戰爭的美國與蘇聯的責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的立場,《檢證》一書對這些問題的分析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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