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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上午，國家藥監局發佈了新修訂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新修訂的《辦法》10月起施行，其核心內容是將強化監督權力制約機制，強化權力制約的主要手段則是將部分國家局職能委託給省局行使。雖然之前國家藥監局和監察部均表態，鄭筱萸的問題是個人問題，而與藥監繫統與藥品管理的專項政策無關，但是新修訂的《辦法》在鄭筱萸死後第二天公佈，讓人不得不聯想其中脈絡。
在鄭筱萸案中，人們不斷追問腐敗的制度性因素，悲劇的根源無非又是過分集中的權力缺少監督。而人們的擔憂無非是，政府把斬殺鄭筱萸當成解決問題的手段，而忽視制度上的弊病。現在看來，這種擔心似乎是多餘的，政府很清楚腐敗的根源，並且在制度改進中直指問題核心提出目標：強化監督權力制約機制。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強化權力制約。新公佈的《管理辦法》中，這個答案很清楚，是將國家藥監局的職能委託給各省局行使，而國家藥監局承擔監督各局工作的職責。從形式上看，審批藥品的權力從中央分散到地方，從一處分散到幾十處，似乎已經避免了權力的過度集中；而中央對地方的監督，似乎也可以避免各省局出現“絕對權力”——權力分層爲職能級別和監督級別，一個權力制約機制的模型已經出現。將權力下放沒有障礙，這是很容易達成的第一步，但是，權力下放之後如何監督，國家以何種方式制約地方職能部門？
一個最近的例子便是環保系統。各地環保局身處地方政治氣候中，經常出現不作爲和無力作爲的現象，甚至成爲地方政企聯盟的一分子。由於近年來環境問題嚴峻，國家環保總局心急如焚，自然要想辦法監管各地環保局。2006年，啓動組建了11個地方派出執法監督機構，包括5大環保督察中心和6大核與輻射安全監督站，力圖加強對地方環保的監管。這個機構模式可謂創新，垂直管理的路徑可謂通暢聯通，然而其結果——我們能夠明確知道的結果是，今年夏天環境生態危機此起彼伏，而頻頻出面發狠的，仍然是熟頭熟臉的環保總局。
環保立場與地方政府的GDP衝動構成直接矛盾，這或許可以解釋各地環保部門難有作爲，但是卻無法解釋垂直管理的困境。實際上，自上而下的管理，其最有效果最嚴厲的工具便是人事任免。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中，我們不能指望各個系統都空降人馬到地方，那樣地方政務必定難以協調展開。就是說，垂直管理的困境有其背後的制度邏輯，這中間沒有什麼特殊性。那麼，藥監繫統即將形成的監督機制，能否破例奏效？
一個制度安排從局部去看，可能已經很妥當，但是它要放在一個更大的制度背景中去執行實施。當我們從全局來看，當我們把一個制度安排和其他制度安排聯繫起來共同觀察，情勢便沒有那麼樂觀。
一個制度從文本上去看，可能已經很完備，但是它要放到社會現實中去實施，它要依賴現有的官僚系統去執行。當我們把互爲因果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擺在一起看，那麼一個局部的、趨於簡化的答案，就讓人很難有信心。
昨天，知名學者秋風已經發表評論，斷言藥監繫統“這種監督制約作用必然失靈”。這結論是否過於武斷，我們要在新《辦法》實踐執行之後才能知道。藥價是否降下來，藥品質量是否有保障，這些政府工作的目標，在百姓看來正是最真切的日常感受，要檢驗起來非常容易。所以且讓我們在樂觀中存疑，待到中國的醫藥系統恢復了健康的秩序，我們再爲昨天公佈的這套新《辦法》叫好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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