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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
前不久，與鄒恆甫之間的一場糾葛，再次把張維迎推到輿論的中心，各種批評的聲浪鋪天蓋地而來。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批評對張維迎來說並不陌生。在他所經歷的20多年改革開放歷史中，他不止一次成爲新聞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爭裏，張維迎就是一個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他一夜間成爲“人民公敵”。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諸多爭議，一場蓄勢待發的中國高校改革最終消弭於無形。
類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爲錢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驚人之語，文章刊登後，他旋即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在過去的25年裏，張維迎似乎一直走在“總在捱罵”的不歸路。
經濟學家趙曉說：“過去這些年，經濟學的主流的確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視了公平；更多地關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確卻忽視了過程的公正；更多地關注了民營資本的利益卻忽視了更廣大的民衆的利益；更多地重視了市場化卻忽視了民主化。”
當越來越多的民衆發現自己並未更多分享經濟改革的好處時，拿爲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經濟學家們開罵出氣，自然成了民衆不滿情緒的宣泄。但我們也無法否認，在過去近30年的改革歲月裏，經濟學家們研究的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場關係等課題，不斷給整個宏觀經濟改革提供理論滋養和突破動力。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是這場漸進改革的受益者。
在張維迎身上，我們隱約可以看到某種悲劇性格：他富有戰鬥精神，當他認定真理在手時，他的堅持和不屈，往往表現出農家子弟式的真誠的執拗，甚至不惜與民衆發生正面衝突(而民衆，特別是當下民智未開的民衆，常識經常是缺乏的)。這種爽直性格和推土機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種難得的品質，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傾聽民聲已成爲普世價值觀的時代大潮裏，他與體制之間的密切關聯、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頑強性格和不妥協的精英姿態，也就容易爲人詬病，甚至成爲民衆反感的靶子。
張的被罵，是傲慢的知識精英與逐漸勃興的卑微的民意訴求之間的衝撞，還是知識界“左右”對衝和民衆“仇官心態”下誤打誤撞的犧牲品？誰在真正衛護民衆的利益，誰又站在人民的對面？
如果回望歷史深處，我們也許會發現，飽含情緒的雷霆萬鈞的輿論，以及漠視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氣質，同樣值得警醒。
在社會通向民主、開放、和諧的進程中，簡單的二元對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許是：冷靜、平衡、妥協和包容。
我們可能發現，這接連的爭吵也許不過是一場誤會。
這或者是對張維迎另外一種更積極的解讀。
青年張維迎的精神場域
青年張維迎的第一個公共舞臺，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首屆數量經濟學年會。他所在的西北大學經濟系是東道主，導師何煉成挑選“最好的學生”參加。
與其說這是個學術會議，不如說這是冰釋時代青年才俊的大匯演。參加這次會議的多位毛頭小夥，日後成長爲中國經濟學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楊小凱，田國強等人。23歲西大經濟系研一學生張維迎的論文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
1980年代初期，現代經濟學的研究人員，一般自稱“數量經濟學學者”，區別於以意識形態文字描述的傳統經濟學，數量經濟學學者有意以數學公式闡釋思想。其時，懂數學的傳統經濟學者不多，大多頭痛於數學符號。真理幸運地躲進了枯燥無味的數學公式，逃過了意識形態的責難。
現代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長達30年的交鋒，以1982年的這個會議爲縮影。茅於軾是張維迎所在小組的副組長，他注意到這位23歲的年輕人，是因爲他的發言。傳統與現代的針尖對麥芒，最後多半演變成各說各的，互不搭理，而這位23歲的年輕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場，審視對方，並能準確道明傳統的侷限、現代的優勢，如他的論文標題。
副組長茅於軾推薦張維迎代表小組參加大會發言，遭到組長的堅決反對，組長是年齡頗大、堅定的傳統經濟學者。兩人一陣好吵，最後茅於軾說服了對方。
無關勝負，這個會議爲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打開了生路。對於23歲的張維迎來說，這個會議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論，明顯區別於和現實脫節的、僵死的教科書，大大開闊了他的視野。回學校不久，他即創辦了一個6、7人的讀書班，由他主講，每週討論一個主題。通過這個會議，他又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師長。在那個沒有人敢自稱信奉市場經濟的年代，和這些師長的辯論和研討，成了青年張維迎最重要的精神場域，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軌跡。
大約一年後，張維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張維迎發表了《爲錢正名》一文，這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開頭引用了一個小新聞：首都個體戶座談，反對向錢看。隨後他提出自己的觀點：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裏，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
20年後，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講臺上，張維迎對他的企業家學生說，要坦蕩賺錢，只要是合法的；我們的傳統文化，對企業家和作爲價值度量工具的“錢”有頗多誤會。思路一脈相承，但時過境遷，言論所承受壓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發表後，全國旋即掀起一場針對張維迎觀點的大批判，首都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而且，文章還被陝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承受巨大壓力。躺在病牀上的校研究生處處長把張維迎叫去，說：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麼多年，你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說了，寫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成何體統。張維迎意欲辯駁，但考慮到處長病情，違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於軾聽說了此事，無盡擔心。文革結束6、7年，社會風氣雖明顯好轉，但心有餘悸。“早些年，寫這樣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於軾替張維迎鳴不平，寫了篇《張維迎何錯之有》，四處投稿，始終發不出來。但他對這位年輕人的印象更深了，引爲改革戰友和忘年知己。
茅於軾在信中勉勵張維迎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爲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爲大逆不道。張維迎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於軾又去信了，說，舊觀念何時向新認識道過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鋒時，又是新觀念、改革派被批。
24歲的張維迎還顧不上下一次，僅這一次已經夠他受的了。他差點畢不了業，而且，西安當地報紙的批判文章連篇累牘，他陝北吳堡縣老家的父母雖不識字，親戚好友總會不經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傷心之至。張維迎說，他受的委屈，再沒比這一次更大了。
之後數次被罵當口，常有媒體約訪電話，張維迎習慣回覆，20年前就罵過了。有時夫人抱怨，不能少說兩句？張維迎便會說起24歲時那個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決心。
西北大學現象
一年後，張維迎又成典型，不過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經濟日報》頭版發表文章，次日的《新聞連播》對該文做了摘要播報。《新聞連播》對一個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報，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學校研究生處那位處長這次的總結是，對研究生的管理，還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國經濟學界，有個獨特的“西北大學現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學，爲中國經濟學貢獻了數位重量級人物，包括張曙光，鄒東濤、魏傑等人。有人把何煉成領導下的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稱爲“青年經濟學家的搖籃”。
西北大學有一說法，當何老師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師講授傳統經濟學，但從不批評“離經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圓其說。張維迎在《恩師引我走入經濟學殿堂》一文中說，“何老師從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學生。”
何煉成說，張維迎是他的“最好學生”之一。1984年，張維迎研究生畢業，決定去體改所工作時，何老師“很是捨不得”。何煉成的印象中，張維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後一年忙於畢業論文，前兩年，大多搗鼓他的讀書會。他的大量時間，都耗費在研讀現代經濟學的原著上。一次，張維迎從外文書店買回一本臺灣的翻譯版本《中級微觀經濟學》，繁體字，非常厚，鼓動讀書會成員人手一本，一個月後，何煉成又看到這本書時，上頭已被標註得密密麻麻。這本書，張維迎至今保留在手。張維迎到體改所後，常有同事驚詫於他微觀經濟學的地道和紮實，電話何老師，問有何祕訣。何煉成沒有攬功，說是因爲讀書會。
張維迎後來說，他們這一代人，上了大學後之所以如飢似渴於新知，首要原因，是爲了解釋自己在農村生活的所見所聞：對自留地最瞭解的農民，沒有權利決定它該種什麼；公地上的產量遠遠低於自留地，青黃不接時，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農民自己都吃不飽，還要把糧食以低價賣給政府；不允許土地有償轉讓，不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商……
有趣的是，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開始，中國經濟學的變革也首先從農村研究開始。1987年，張維迎署名“陝仁”，爲美國的《知識分子》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說，“後來所謂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大多源於此。”
張維迎在吳堡農村土生土長，1975年，16歲在縣城高中畢業後，回村裏當團支書兼會計，兩年後，在一次慣常勞作時，聽到廣播裏傳來恢復高考的消息。
茅於軾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會議後，茅於軾和其中的多位毛頭小夥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楊小凱、張維迎。一次，張維迎看完茅於軾的《擇優分配原理》，興奮地給先生寫了一封信，說謝謝您幫我們指出了現代經濟學的寶藏在哪裏。
茅於軾的印象中，其時的楊小凱，已相當成型，而張維迎，仍在懵懂尋找；在理論的創造性上，楊優於張，而在和現實問題的契合上，張優於楊。
無論如何，1984年4月，25歲的張維迎寫就的《以價格改革爲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統論證了價格“雙軌制”隨後，1984年9月“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是爭論最激烈的議題，張維迎說服了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容易聽得進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觀點，“價格雙軌制”成爲官方政策。
從此處開始，“雙軌制”——計劃和市場，國有和民營，公立和私立，甚至長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黃包——成爲最富中國改革特色的歷史景觀。考慮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從兩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問題，而計劃價格的一統天下和計劃價格制訂者致命的自負，是社會普遍貧困的主要原因，“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實行意義深遠。
1980年代初期，青年經濟學者展示出爆發力。張維迎後來說，我必須表達對1980年代體改所同事們的感激之情，“因爲我的觀點是在和他們的討論中激發出來的，今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從商或者從政，不再從事經濟理論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遺憾。”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經濟學者的驚人創造力，以及其後的命運分野，是瞭解中國改革的獨特視角。而在當時，對他們中的數位而言，體改所和茅於軾的書房是他們共有的精神場域，兩者是自由、寬鬆且富有創造力的“議政廳”——1980年代，青年經濟學者擔綱的體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後者，又是他們的道德道場。
張維迎在茅於軾書房裏的“議政”對手，有他的體改委同事宋國青、張敢明、慄樹和等，他們每個禮拜都要在這“碰幾次頭”。這是張維迎在北京的“讀書會”。
自離開體改所後，張敢明和張維迎已經近10年沒有聯繫，但當他看到網上消息，說有人用8萬塊錢買動了張維迎時，他還是下意識地說，“絕對不可能。”與其說，是他對故友學品的信賴，不如說，是他信賴於，那個“議政”書房裏，茅於軾維護和供給的道德力量對這些青年才俊的持續影響。
張維迎常跟他的學生說起的當時書房裏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獨缺宋國青，其時電話不便，聯繫不上，茅於軾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騎個自行車，從月壇南街的南沙溝，騎到北大，足足三個小時。到宋國青宿舍時，見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鋪伏案疾書趕製論文，擔憂全無，又頓生欣喜，自己騎着車又回到南沙溝。
二是，另一回，“議政”時間過長，幾個人從先生家出門時，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車爆胎了，乾脆坐在路邊繼續侃，張敢明其時正讀《居里夫人傳》，有感而發，說有一天，我要給茅先生作傳，一定要用上這句話：有人用智識啓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兩者皆有大爲。張敢明的又一說法，兩張一宋，都是陝西農村娃，都是犟脾氣，但數宋國青家裏最窮，先生給他補助最多。
在送給茅於軾的著述《價格、市場與企業家》的扉頁上，張維迎寫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們做人和做學問的榜樣。”張敢明說，他不相信那個書房裏走出的人，“會被8萬塊錢收買”。在採訪中，數位學者對張維迎的觀點持保留看法，但對他的學品和人品，卻一致稱讚。張敢明認爲，“有人有意拿張維迎的人品說事，轉移話題。”
“最激動”的歲月
宋國青是張維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張最尊敬的學者之一。宋現在就職北大，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稱宋爲宏觀經濟學的“第一把手”。他的兩句話，在當時的體改所廣爲流傳：一是，“以前是報國無門，現在是報國無法，想不出好辦法來了”；二說改革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改革的深入越發暴露體制痼疾，而“學中幹”又加大社會對新知的需求。張敢明的印象中，同事們茶餘飯後討論的新名詞，很快就會出現在政府的報告中。有人說，體改所是中國經濟學的黃金時代，張維迎說在體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動”的歲月。
25歲張維迎的興趣，涉及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場關係、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等，“當時，每個現實問題都有吸引力，幾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問題，我都會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當中，要找到像我這樣，20年前後寫的東西，前後邏輯保持一貫的，可能還不是太多。我20年前寫的東西，現在還是沒有過時。”
1980年代中後期，整個中國經濟，實際上都是“雙軌制”——計劃一軌，市場一軌，便有權力尋租，調配資源，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腐敗大面積產生。因“雙軌制”導致腐敗，它的創見者遭受廣泛攻擊。張敢明記得當時的一句玩笑話，“魯迅當年罵人的話，現在全罵到張維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價格“雙軌制”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以農村改革爲例，開始時鄉村幹部因爲害怕失去特權而反對改革，但不久後他們就發現，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關係”和對外界的瞭解，比一般農民更快地致富。“雙軌制”使得官僚的境遇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這是張維迎沒有想到的，他解釋說，“中國的漸進改革並沒有一張精確的藍圖，改革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依賴只能陸續呈現，是摸石頭過河的‘幹中學’。”
吳敬璉在他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解釋說，“雙軌制”的實行使部分能夠從中得益的官員比較容易接受改革，確保了價格改革能夠得以順利進行，這是利大於弊的。張維迎說，回過頭看，“這可能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須依賴於如何減輕權力官僚部門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雙軌制”更好的辦法。
在遭受巨大罵名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張維迎說，“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把這項政策與替代政策相比較，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爲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在當前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條件是否滿足，習慣於用烏托邦理想、文革思維蠱惑人心。”
中年張維迎——“人民公敵”
在西北大學的讀書會裏，對張維迎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美國學者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自由選擇》，張維迎“讀過好幾遍”。到體改委後，所裏的同事常開玩笑叫他“維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經濟學者的思想軌跡，弗裏德曼是一條隱祕的線索，他有無數祕密的中國擁躉。2006年，弗裏德曼去世時，大陸一位著名的時評家在他的專欄文章裏說，“在20世紀的學人裏，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像弗裏德曼那樣信奉市場、像弗裏德曼那樣增進了人類的福祉，但幾乎可以肯定，假如弗裏德曼生活在今日轉型中國，他必將是個‘人民公敵’。”
蹊蹺的是，如果我們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獻裏發現中國青年經濟學人的成長軌跡，我們幾乎總能在改革最重要的爭論裏——諸如計劃和市場，國營和民營——看到大量引用自張維迎的觀點，他是大陸被引證次數最高的學者。
我們也幾乎總能聽到一個不斷告誡民衆“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無畏孩子的發言，但是，從《爲錢正名》到“價格雙軌制”，再到後來的“北大改革”、“郎顧之爭”，在過去的25年裏，張維迎無可避免地走上一條“人民公敵”的“不歸路”。
1994年，從牛津大學回國後，張維迎就職於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3年，張以北大校長助理的身份參與“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這一次，他的敵人是“計劃經濟體制惟一沒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體制，包括高等教育體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講座上，張維迎說：“在現行的教師人事管理體制下，大學變成了‘家庭企業’。不廢除大學的‘近親繁殖’，不實行教師崗位的分級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自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大學的行政本位。”張維迎倡導的“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諸多爭議，而科研、教學主力軍的青年講師和副教授，是憤怒主體。方案最後不了了之。因“對我的批評比我的觀點還要流行”，且“我不願意讓沒有邏輯的觀點流行”，張維迎隨後出版《大學的邏輯》。
其實，北大“癸未變法”只是個開始，2004年的“國企改革大爭論”以及《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的“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張維迎徹底成爲“人民公敵”。網友“你最傻”的評論：“他的‘爲錢正名’、‘國有企業私有化’等觀點，有力推動了中國人追逐金錢、私分國有資產和貪污腐敗的瘋狂活動。可以說，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權階層、貪官和富豪們，正在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實踐着張維迎的‘光輝’思想和理論。張維迎是一個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階層的經濟學者，其學術觀點對廣大人民羣衆，危害無窮。”
究竟，誰站在人民的對面？
耶魯大學陳志武的看法是，“‘聲討’張維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揮舞意識形態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沒有經歷‘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的荒誕與扭曲，即使對改革的來龍去脈，也不甚瞭解，對改革中的複雜，自然說不清是非與禍端，於是，‘情緒多於理性，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
茅於軾說，“人民羣衆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覺往往成爲歷史犧牲品。”
事實上，這並非只是真理和無知、學者和羣氓之間的爭鬥。在經濟學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臺之間，是個漫長而複雜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試圖實施但以失敗而告終的措施，以及已經成功實施的措施，都不是簡單的經濟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張維迎的執拗和堅持、民衆的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個更重要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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