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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10時30分，中共山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在太原迎澤賓館舉行新聞發佈會，通報山西黑磚窯事件處理情況。山西省紀委副書記楊森林介紹，所查處的案件共涉及2個市、8個縣及臨汾市的洪洞縣、襄林縣、襄汾縣、運城市的行將縣、王隴縣、永濟市，共對95名黨員幹部、公職人員給予黨籍政紀處分。
就黑磚窯事件所處分的黨政幹部而言，95人的數字似乎不可謂不多。在國內輿論甚至國際輿論的的壓力下，這次處分也可以算作對責任追究制度的落實基本到位。但必須看到的是，即使是責任追究制度再到位，也已經無法挽回死去的農民工的生命，也不可能撫平逃走或被解救的農民工所遭受的心靈戕害，更不可能讓因被虐待而身體殘疾的農民工回到正常人的狀態。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識。人的生命和身體都是一次性的，只要發生了傷害，什麼形式的責任追究都不可能讓傷害迴歸於無，只不過是責任追究的嚴厲會讓繼續作孽的惡人膽怯，讓尸位素餐的官員的脊樑上有些寒意，從而使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少些或者杜絕讓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事情的關鍵在於，被全民託付了責任的政府如何在制度上保證不再讓人民受到傷害。從黑磚窯的整個過程來看，如果人員丟失之後所在地的警方能夠窮追不捨，如果黑磚窯所在地的縣鄉政府能夠略加深查，如果對黑磚窯所在地的警方不被買通，如果勞動部門能夠盡職盡責……事情的發展都不至於惡劣到如此程度，不至於讓這麼多的人爲此付出身心甚至生命代價，不幸的是，所有這些如果都沒有變成現實，只有黑磚窯用工的數量擴大和虐待的程度加深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不難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已有的制度性規定出了問題，而是對於制度性規定的執行出了故障，是保障制度執行的體制性約束因素具有重大漏洞。
曾經有學者對當今社會的運轉特徵提出過“謬賞主義”，即將幹好本職工作叫“奉獻”，碌碌無爲叫“敬業”。黑磚窯事件的發生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上述有關單位的“敬業”結果：得過且過，碌碌無爲，不從中收取好處費就算是好部門了，絕對不會以做好本職工作去“奉獻”。他們對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是所謂的地方經濟數字、可能的個人收益、現在或者將來的官位子、自己所在的地方別出漏子，他們的本職工作就是讓地方上看起來平安無事表面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如果是建立在黑磚窯的基礎上，如果是以人爲本的制度性設計不能實現，經濟繁榮的意義又何在呢？
因此，對於黑磚窯事件涉及的人員進行處罰當然應該“一個都不能少”，但需要進行的工作卻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涉案人員的處罰上。在各種體制性改革還沒到位的情況下，目前最緊要的問題是要讓已有的各項制度能夠正常運轉，讓明顯失序的社會管理流程迴歸正常，否則，避免類似悲劇的可能性就幾乎爲零。(作者：任孟山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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